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3（第2页）

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中有《察今》一篇，讨论“先王之法”

是否可以取法的问题，关系到对古今关系的理解，可视为《吕氏春秋》历史思想的集中表达。

是篇认为具体的“先王之法”

不可法。

所举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

即先王之法在流传过程中遭到了后人的窜改，已失其真，故不可取法，这正是荀子主张“法后王”

的理由。

其二，“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

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

即先王之法是先王针对其所处的具体时势制定的，即使先王之法能够完整地流传下来，但因为时势已经不同于先王之时，故仍然不可取法。

文章更进而提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这显然沿用了商鞅、韩非等法家的变法理论。

《察今》篇认为，虽然具体的先王法令不可取法，但先王制作法令的动机、原则应该效法。

“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

“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

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

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

这就回到荀子“以人度人”

。

“古今一也”

的古今观上了。

综上可知，《察今》篇是将古今关系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表象即时势的层面，另一个是抽象的法之所以然即道的层面。

在具体的时势层面，古今有别，不能混同。

在抽象的道的层面，古今一致，因为人性古今无别。

而通过将古今关系区分为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察今》将本来尖锐对立的儒家、法家式历史观成功地统一起来了。

《吕氏春秋》既强调时势变更的必然性，又以先王之道为贯通古今的绝对真理，这种思路，颇能切合战国后期道法家关于道“稽万物之理”

，而“万物各异理”

的理解。

[153]上文在讨论韩非子的历史思想时谈到，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战国后期道法家在用“道”

、“理”

论解说人类历史时，只注意到人类历史在不同阶段的“理”

之别，而忽略了贯穿人类既有历史的“道”

之通。

《吕氏春秋》采用儒家荀子的学说，用人性的一致性来解说人类历史在“道”

层面上的一致性，从而成功地避免了道法家式历史观的片面。

不过，《吕氏春秋》未能将这两个层面的历史真正统一起来。

照《吕氏春秋》的解说，人类历史中的“道”

亘古长在，不会改变，因为人性亘古不变，而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