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3（第3页）

，即时势，则如流水一般不断改变，那么，变和不变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人性既然不因时势的改变而改变，那么人与时势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关系到历史的演变是否具有规律、方向，历史演变的动力何在等根本认识。

但《吕氏春秋》中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明确解说。

《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即《应同》中极力渲染的五德终始说。

用五德终始似乎可以解释历史演变中的变与不变、历史演变的动力何在等问题。

但正如前面在讨论邹衍学说时已指出的，五德终始说是一个外在于人的宇宙论框架，它只是对历史理性的比附，并不是历史理性本身。

在这个框架下，支配历史运动的是所谓气的流动转移，而非人的活动。

《吕氏春秋》尽管对此框架进行了修正，突出了“时“的重要性，但并未改变此框架外在于人，与人心疏离的性质。

总的来看，《吕氏春秋》的历史思想和它的整个结构体系一样，颇嫌生硬，不够彻底。

《吕氏春秋》编撰于“大一统”

帝国出现前夕，为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趋势，而尝试在思想上网罗百家，融汇诸子，以确立统一的治道。

受战国后期思想界追寻终极秩序之风的影响，《吕氏春秋》用一个先验的宇宙论框架来包裹容纳有关治道的各种讨论，试图以此表示书中所言已穷尽治道的方方面面，巨细靡遗，各当其位，但恰恰正是这种体例设计妨害了思想的自由表达，以内容屈就形式，说理难以连贯。

乍看之下，颇让人觉得它只是一部关于各种学说、知识的分类汇编。

《吕氏春秋》是战国秦汉之际出现的第一部以“整齐百家杂语”

[154]为职志的著作，在这事上，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同样突出。

在《吕氏春秋》编成一百余年后，另有一位实权人物召集宾客编撰了一部出于同样职志的大型著作，这就是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

刘安，汉高帝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在汉文帝时袭父封为淮南王，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因陷入谋反罪自杀。

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

[155]，又广揽人才，“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156]。

《淮南子》一书，初称《淮南内篇》，是刘安与其宾客著作中最重要，也是唯一完整流传至今的一书。

此书内容相当系统和全面，人类社会生活各重要领域差不多都涉及了，全书共二十篇专论，分别讨论宇宙、天地、四时、社会、人生、形神、政治、军事、经济、察辨等问题，另有《要略》一篇，介绍全书主旨和各篇大意，可视为序言。

《要略》篇称此书的编撰宗旨是：“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这与《吕氏春秋》“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157]的说法如出一辙。

书中大量采撷道、儒、法、墨、阴阳、杂家成说，分类组合进各专论之中，也与《吕氏春秋》择取百家之说的做法相近。

牟钟鉴认为“《淮南子》是《吕氏春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两书是极为相似的姊妹篇”

[158]，确为的论。

在刘安所处的时代，政治上的大一统已成定局，但在统治思想上仍然是诸说颉颃，特别是儒、道长期争胜，互相诋毁。

《淮南子》以包容百家的开放态度，汲取众说，而加以融会贯通，并试图以此作为汉帝国的为政指南，其看待不同学派的态度，整合百家言的方式，都与《吕氏春秋》极为接近。

可以想见在《淮南子》的编撰过程中，《吕氏春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就整合的效果来看，后起的《淮南子》无疑大大优于《吕氏春秋》。

《淮南子》将人类社会的种种事象分解为二十个论题，以问题为中心，便于讨论深入，避免了《吕氏春秋》以内容屈就形式的毛病，它以老庄哲学为基础，融冶儒、法、阴阳、墨各家之说，故其论说能形成一定之系统，在理论上也较彻底。

2.董仲舒

战国秦汉之际，思想的汇流既表现为《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超然于学术纷争之外，力图平等看待并尽量包容百家之说的做法，也表现为董仲舒式的坚持一家之说，而旁择、兼通别家学理的做法。

尽管前一种做法无疑更切合大一统帝国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但最终被官方接受并塑造为思想正统的，是后一种做法。

这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自始至终都不仅仅限于学术上的论争，同时又是有关治国理念、统治方式的论战。

特别是秦始皇将法家学说树立为统治思想，而禁绝《诗》、《书》、百家言之后，百家之说更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角逐。

政治角逐制造且强化了不同学派间的矛盾对立，并因此导致平等看待、包容百家之说的做法，在事实上难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