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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战国后期以来,无论政治、还是学术,都在由分裂走向一统。
学术上,建立在新的知识基础上的宇宙论体系,即阴阳五行体系,在战国后期正式形成,并以其强大的解释力而为不同学派纷纷采用。
政治上,则以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其最后标志。
而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时人对于政治统治的探讨与期望,其实已相对达成了一致。
政治目的既达成一致,学术轸域自然容易突破。
西汉前期看似激烈的儒、道之争,所争论的,并不是有关统治制度、统治方式的根本问题,而是是否需要由官方开展种种美化新王朝的活动,昭示新王朝的正统地位,并营构一种“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王朝文化而已。
这个时候的儒家、道家学说,在政治主张方面已无根本冲突,在深层次的学理方面,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了。
而在西汉前期,还能够保持学派特色并发挥影响的学说,严格说来只剩儒、道二家,其他各家之说,或者因为不适合时代需要而被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名家、墨家学说;或者已被整合进更具系统的其他学说体系之中,如法家学说在学理上对道家的依附;或者因为其学说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而失去了学派独立性,如阴阳五行学说。
西汉前期学派融合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后人对于西汉前期许多思想家,如陆贾、贾谊、晁错、司马迁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长期争论,疑而难决。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吕氏春秋》式的融汇众说,还是董仲舒式的坚守一家,其实是殊途而同归,最后都导向了百家之言的综合与统一。
董仲舒,生卒年约在公元前179至前104年,以治《公羊春秋》闻名,景帝时出为博士,武帝时以举贤良对策,即著名的“天人三策”
名闻天下,当时目为“大儒”
。
董氏一生勤学,著述甚丰。
《汉书·董仲舒传》记其著作,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23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
今天能看到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及其本传中收录的三篇《举贤良对策》,这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基本资料。
董仲舒的思想,可以用两个核心概念标志出来:一是宇宙观方面的“天人相应”
,二是政治观方面的“大一统”
。
董仲舒的宇宙观,在他应贤良举时回答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
中有集中表述。
武帝三策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关于治乱盛衰之理,第一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第二策问如何培养任用贤才,第三策则专问“天人之应”
。
从武帝所提问题,可见阴阳五行及灾异图谶之类,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观念。
董仲舒的回答,则为此种普遍观念提供了一套严密的解释体系。
董仲舒称:“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159]天是万物之祖,万物由天而生,受天之和,因天而成。
故王者治理天下,应该顺承天意,效法天道。
“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
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160]董仲舒以“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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