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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3（第11页）

之说：“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

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针对当时流行的精神可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决定形体的观点，桓谭提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185]，明确表示精神依赖形体。

《新论》原书早佚，今存皆系后人辑本，其中以清人严可均辑本最佳。

先秦儒家本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

两汉时期，儒学官学化、经学化，经传解说流于琐碎，不同师说间壁垒森严，读经成了利禄之门，这种现象逐渐引起一些饱学之士的反感。

西汉末年兴起的古文经学运动，即是学术界内部出现的对阴阳五行化的神学儒学的反抗，对支离破碎的经师说教的抗争。

古文经学之“古文”

指秦代“书同文”

以前行用于东方六国的文字，古文经学以“古文”

为号召，用意正在于向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的回归。

刘歆是古文经学运动的中坚人物。

两汉之际的学问大家，除刘歆外，扬雄、桓谭、班彪、班固等也都与古文经学有着密切关系。

尽管由于官方压制，古文经学最终并没能列为学官，成为官方正统，但它对整个东汉时期的学术倾向、解经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的学风显得敦厚朴实，注重证据，不尚虚言。

故清代学者盛称的汉学，严格说来应是东汉之学。

在东汉时期，那种天马行空，冥思苦索个别文句微言大义的解经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排斥，而淹贯群经，努力从文字源流、史事沿革等方面细致辨析经典本义的做法，则为众多学者服膺且身体力行。

东汉时期的解经大家，特别是被后世目为古文经学家的马融、服虔、郑玄、许慎等人，都是兼治群经，注重名物训诂，就事论事，不轻易引申议论。

学术倾向反映并预示着思想的走向，东汉时期，这种学术上求真、求实的倾向进入到思想领域，便成了王充、桓谭式的“疾虚妄”

、“考论虚实”

。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济宁）人，东汉末年公羊学大师，史称其“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

[186]。

何休曾遭党锢之禁，闭门不出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又曾注《孝经》、《论语》等，一生著述甚丰。

何休著作后来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

春秋公羊学在西汉曾是盛极一时的显学。

两汉之际，公羊学遭到《穀梁春秋》、《左传》的强劲挑战，独尊地位发生动摇。

到东汉末年，主要由于古文经学的蓬勃发展，公羊学的权威地位也受到挑战。

何休为此曾著书三部，分别名为《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意为公羊家的春秋说，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左传》问题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治；《穀梁春秋》也有问题，如人得了瘫痪废疾，难于复起，试图挽回公羊学的倾颓之势。

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针锋相对，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相驳难。

大致说来，在东汉末年，至少在经传解说方面颇有百家争鸣的势头，群经并立，诸说争雄，没有一家一说能独擅胜场。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之所以在当时、后世都受到推重，靠的是剖析精微，周密系统。

何休总结了几百年来公羊学先师对《春秋》义例的解说，自出机杼，加以贯通，他的经说依托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但又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形成一部关于公羊学所理解的儒家之道与儒家历史理论的系统论说。

何休将《春秋》义例总结为“三科九旨”

，此论见于其著《文谥例》，今佚，《公羊传》徐彦疏引，其文为：“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187]“三科九旨”

之说，并非何休首创，大约是公羊家总结“《春秋》义例”

的一个惯用说法，这从徐彦疏同时引用了何休和宋衷的“三科九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