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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6页）

都可以说《汉书》的继续。

《汉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百篇。

班固在《汉书·叙传》最后说明自己著书目的时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

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

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

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

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86]真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人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像《史记》和《汉书》这样的历史著作，在古代世界的史学史上应该说也是不朽的名著，可是，它们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它们以自身的成就表明中国史学已经卓然从其他学术中分离出来的同时，也就以一种其他国家古代史学所未有的气魄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囊括到史学的整体结构中来了。

汉代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形成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不仅史学从其他学术中分离出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且儒家之学也从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自汉至清）长期占统治或支配地位的经学。

也正是从汉代开始，史学与经学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同时，史学也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一种颇为突出的地位。

这种情况大体是可以从目录学的著作中看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87]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篇系统的目录学著作。

它把图书分为六类，即“六艺”

（即儒家经典）、“诸子”

、“诗赋”

、“兵书”

、“术数”

、“方技”

，尚未将史书单列一类，而是把《太史公》（即《史记》）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属于史书类的书列于“六艺略”

里的“春秋家”

中。

《汉志》的这样安排当然不能说明其时史学尚未从经学分离出来，而只能说明目录学的反映落后于学术发展的实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后呢?其一，当时已有的史书为数尚不多，不便单列一类；其二，史学著作的内容的确有与《春秋》相近的方面，更何况《太史公自序》里还明显地表现出的“继《春秋》”

[88]的志趣了。

曹魏代汉以后，秘书郎郑默据皇家图书馆藏书，撰书目曰《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289）因《中经》而作《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89]至此史学著作在目录著作中也独立出来，列于经书、子书之后，属第三类。

西晋晚期，“惠怀之乱，其书略尽。

江左（东晋）草创，十不存一。

后虽鸠集，淆乱已甚。

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

自时厥后，世相祖述。”

[90]按阮氏《七录》包括经典录、记传（史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路、道录。

史部仅次于经，在第二类。

至唐修《隋书·经籍志》，仍分四部，次序为经史子集，以后历代循而不改，史部终于一直居于仅次于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