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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3页）

在历史的运行中的确有这样的两极之间的运动，但是这只是复杂的历史运动中的一种比较简单的形式。

其三，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种历史理性已经突破了殷人对于鬼神的迷信，开始闪现出人文主义精神的曙光。

在这种曙光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最初的统一。

周公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21]夏、殷王朝的统治年限长短，人们都无法推定；但是它们的亡国原因是可以确实知道的，即“不敬厥德”

。

不仅夏殷两代如此，正在掌权的周王朝也是如此。

类似的话，在《尚书》其他篇中也不少见。

从周公的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战战兢兢的惶恐心态，唯恐由失德而失民心，由失民心而失天命；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的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的一并觉醒。

这样两种理性同时觉醒的现象，作为人的崇高理想在上天的投射，实在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灿烂朝霞，光彩夺目。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还有其天真的一面，即以为只要人能做出最大而又正当的努力，事业就一定可以成功。

殷人以为只要对鬼神进行盛大而殷勤的献祭，就能获得成功；这是一种迷信的天真——以为人的意志能够主宰历史。

周公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其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并现打破了殷人迷信的天真；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也是以为人的意志（坚持敬德）是能够决定历史的；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历史的某种客观的必然性，因而显现了一种最初的理性的天真。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西周晚期至秦）

西周自昭王、穆王以下，已经过了全盛时期，逐渐走向衰落。

厉王被放逐后，虽有宣王一度“中兴”

，实际上仍然不能扭转颓局，至幽王遂被犬戎灭亡。

东迁以后，周王室势力日益衰落，春秋五霸迭兴。

周公在周初制定的制度与思想体系，在名义上虽然还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而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所以孔子才感叹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十希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

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22]由春秋而战国，“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

三国（指魏、赵、韩）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

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衡短长之说起。

矫称蜂出，盟誓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23]所以，到了战国时期，道德理性到底还有多大价值，大概除了儒家以外，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看重了。

可是，当时的历史却在剧烈的运动、变化之中。

那么，历史运动变化的理路安在？这就使当时的学者们产生了新的思路。

1.对于西周初期的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怀疑

西周末叶，随着统治阶层的腐化及社会问题的涌现，天灾人祸并至，社会上的怨天尤人情绪在《诗经》里的“变风”

与“变雅”

[24]诸篇清晰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