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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4（第19页）

[346]应该有所本。

在“传闻”

之世，《春秋》书法要“杀其恩”

。

例如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孔子出生前101年），庄公卒，太子般即位，被庆父指使圉人荦杀害，《春秋》书曰“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虽同样隐讳被杀情节，但却明确记载了日期，董仲舒认为这就是“杀其恩”

。

据后来何休解释，“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

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347]

董仲舒认为，《春秋》书法的这种“屈伸”

、“详略”

都是由亲情远近来决定的，这就叫作“与情俱也”

。

在这个标准下，以近的为近，远的为远，亲的为亲，疏的为疏，贵的为贵，贱的为贱，重的为重，轻的为轻，厚的为厚，薄的为薄，善的为善，恶的为恶，阳的为阳，阴的为阴，白的为白，黑的为黑，这就叫作“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

，这样才叫作“善”

。

总之，根据这个道理，《春秋》必然是“世逾近而言逾谨矣”

。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个历史观念，即不同历史阶段之所以有相应不同的历史撰述，这是由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的。

其实，对于任何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时间近的亲近者多一些，关系也要复杂些，时间远的则亲近者相对较少些，关系也较为简单些。

考虑到宗法关系这个因素，那么在历史撰述中，远的就可以详细去写，近的反倒要简略。

董仲舒所说的“世逾近而言逾谨矣”

就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这里似乎又透露出以下的思想倾向，即纵向的历史发展与横向的社会交往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这个道理在《春秋》天子诸侯的君臣大义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例如《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篇[348]，先从《春秋》大义说起，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即土神谷神，祭祀山川也只限于本国境内，不得专封、专讨、专执，不得僭约天子之礼。

接着又说到诸侯继嗣问题。

最后说到目的是为了“亲近以来远”

。

结论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

这就是三科九旨的“异内外”

的内容。

这是从政治上强调了横向的关系。

对诸侯而言，在本国与诸夏的关系上，先要“内其国而外诸夏”

；而在诸夏与夷狄的关系上，则要“内诸夏而外夷狄”

，如果再上升一步，就达到王道的境界，因为天地之间即天下天子唯大，“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