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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4（第20页）

、“诸夏”

、“夷狄”

都生活在天下，对于王者而言，天下为一，但此一并非单纯的一，无差别的一，而是一统，即是由“其国”

到“诸夏”

，由“诸夏”

到“夷狄”

，分层次、逐层外推而形成的一，是由多到一的一，是一与多的统一。

远近的差别与其说是种族和血统上的，毋宁说是文化上的，所谓近者其实是华夏化的和文明化的，所谓远者其实是粗鄙和野蛮，这样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横向的扩展，都是在时间的纵向延续中实现的，恰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样式。

《春秋》是断代编年，但在公羊家看来，其大义却不限于242年，即使是具体的史事，在书法上也是有例有义，所谓义例都可突破断代的局限，适用于一切历史的。

而且，越是关乎核心的观念越是具有这种普遍性，直至成为万世大法。

其中的道理何在呢？董仲舒有没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呢？

按《精华》篇[350]，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所以能够“道往而明来”

，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

。

比如，看到鲁国如此，就会知道他国也如此，看到他国如此，就会知道天下莫不如此。

这就叫作“连而贯之”

。

认为，有了这一条，就会知道，不论天下古今，无往而不如此。

该篇以是否任用贤人来说明连而贯之的普遍道理。

当然，“连而贯之”

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与人、国与国、“往古”

与“来今”

必须有所同，否则就不能“连而贯之”

，就不能“明”

。

那么，有哪些东西是同的呢？同与异有何关系呢？

据《竹林》篇[351]，董仲舒认为，《春秋》对待具体的某人、某国是“无通辞”

且“从变而移”

的。

比如，“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

，这本是《春秋》的一条常辞。

但这里的“夷狄”

和“中国”

却不是固定不变的。

晋为中原霸主，曾肩负尊王攘夷、保卫华夏文化之重任；楚是“蛮夷”

，长期作为中原敌人而存在。

但《春秋》在记载邲之战时，却贬晋为夷狄，褒楚为君子，董仲舒把这叫作“移其辞以从其事”

。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楚庄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却不知其善，而欲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