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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4（第21页）

所救已解，却还要与楚交战，这叫作“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

，所以《春秋》批评晋国。

可见，决定《春秋》褒贬的根本的东西是民，是爱民、重民，是任德不任力的仁爱之心，这就是《春秋》大义，就是常。

这样，《春秋》在辞的后面，又有了一层更根本的东西，董仲舒把它叫作“指”

，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意义”

。

同理，对待战争，《春秋》批评诈战，表扬偏战，但比之不战，则又批评偏战。

相对于他者而言相应的本质，故一事会有多重本质。

理论的辩证性和深刻性，于此可见一斑矣。

《春秋》以爱人为“指”

，所以“见其指者，不任其辞”

，只有“不任其辞”

，才“可与适道”

。

可见，在董仲舒看来，只有把握了“指”

，才能适道，这种情况下就可不任其辞。

这“指”

其实就是爱民、重民的大道，大道是变化的，“指”

也是变化的，因而《春秋》之辞，也就是可变的。

以下几例，更能说明问题。

据宣公十五年《公羊传》所记，楚围宋，司马子反奉庄王之命前往宋城窥探军情，与宋华元相见后得知宋国军民饥馁，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大为不忍，遂将楚军只有七日军粮的实情告诉华元，并促使郑楚和谈成功。

董仲舒认为，按《春秋》常义，这叫人臣外交，犯了专政、擅名之忌，罪不容诛。

可《春秋》却偏偏表扬了他。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恻隐之心。

批评者对此大为不解。

董仲舒则认为，《春秋》之道本来有常有变，准以常义，子反的行为的确是不合适的，是一种变故，不过，这种变却合乎人情，合乎仁爱之本性，这是更深一层的大道，是更深一层的常。

比之于礼文之常来，这毋宁是一种仁质之常，是更根本的东西，为了这种质，就无须拘泥于文。

这就叫作“当仁不让”

啊。

因此董仲舒呼吁，不要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

！

[352]这是董氏经权思想的体现，它表明历史评价中不但要看是否符合常义（又作“经礼”

），更要看是否符合质仁。

两者相较，后者更为根本。

董氏之所以对常与变有这样深的理解，还与他对宇宙人生的最终根据的思考相关，这在他的《春秋》学中同样有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