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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4（第6页）

这样做，就使秦国在正统地位和施政措施两个方面公然实行“变周”

，成为顺应自然的发展趋势，符合时代的精神和品德的合法之举。

楚汉战争的结局，刘邦取得胜利，汉朝成为统一全国的政权。

可是刘邦出身布衣，在血统和社会地位上毫无凭借，却能代秦而有天下，这远比“小邦周”

取代“天邑商”

更加出乎人们的预料，注定要引起深刻的反省。

在这次反省中，五德终始说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

贾谊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局进行了总结，从秦亡中得出结论，认为民为国家及君主之本、之命、之功、之力，与民为敌，迟早必亡。

这种认识与《尚书》的天命人心说是相通的，表现了在历史理性中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地位，而且论证更加明确透彻。

在这同时，他还表示对自然理性的重视，“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

[305]这是五德相胜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努力，主张汉朝是用土德战胜并取代秦的水德，同时，也表明，在施政措施上，汉朝政治应该采用“和平用均，中正无私”

的土德政治，代替秦的“刚毅戾深，刻削毋仁恩和义”

的水德政治。

与此同时，鲁人公孙臣也上书文帝，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

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

[306]可是由于文帝即位未稳，再加上丞相张苍坚持高祖时确定的水德历运，[307]所以终文景之世，土德政治未能实施。

直到武帝时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

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308]土德政治终于在汉朝取得了合法地位，可是此时，五德相胜说的发展势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四）五德终始说的转型

汉朝末期，作为王朝统治的正统论的五德终始说出现了新的转变，从相胜，一变而为相生。

五行相生说起源较早。

杨向奎先生以为，相生说的产生要早于相胜说。

[309]我以为，五行相生说在五方四时排列顺序中隐含政治意图，出现的时间当在春秋战国之际，从《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等篇可以看出。

此后，《月令》和《十二纪》图式更加完备。

不过，从战国兼并到楚汉相争，武力征伐异常激烈，相生说在政治上一直未能得到合适的机会。

今本董仲舒《春秋繁露》有关五行者九篇，论述五方五时（其实是四时，土为“夏中”

），施政要因地制宜，声称“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310]。

以《五行相生》篇为代表，诸篇似乎更重视相生，但并无与朝代更迭相比附的迹象。

因此，不在历史观的范畴。

西汉从中期开始，政治和学术都表现出新的动向。

汉初奉行水德政治，以法家思想为实质内容的黄老学说占统治地位，所以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革命，坚决反对以下犯上。

不过，辕固生倡言汤武革命，景帝并未表示反对，这说明，儒家天命政治观仍有一定影响，这是后来禅让说的理论渊源。

董仲舒传授五行相生说，但未把它与政权递嬗相结合，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汉应“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