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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西罗马灭亡后欧洲文明断续的异同（第3页）

相比之下，南方的汉族政权则积极性不大。

少数民族汉化的代表当属北魏孝文帝，他不但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而且采取了全盘汉化的政策，连姓都改成汉姓了。

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历史的编纂上。

北朝不仅沿袭了汉魏的史官制度，而且开创了设馆修史的先河，奠定了后世的历史编撰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认同。

[5]魏晋时期，北方的政权虽然以少数民族居多，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汉文化始终是主体。

欧洲的情况则复杂得多。

其一，罗马并没有发展出各民族都认同的一种文化。

帝国内部文化的差异性非常大，罗马人在帝国中的比重不大，作为罗马人自身文化的拉丁文化则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其影响甚至还不如东部的希腊文化。

罗马帝国也确实存在所谓的罗马化，但无论在区域还是在深度上都很有限。

其二，帝国中后期迁移到罗马边境的诸蛮族大部分尚未进入定居农业阶段，他们与罗马帝国接触的时间较短，且大都不断迁徙，对于其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

对罗马文化了解最多的要算东哥特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他曾经长期在拜占庭宫廷生活。

日耳曼人首领的文化修养普遍不高，除查理曼外，基本上不重视文化事业，很多人不识字。

查理曼虽然很努力学习拉丁文，但始终不会写。

其三，日耳曼人在历史的渊源上是以基督教而非罗马为指归的，他们对自己谱系的追溯也是从亚当开始的。

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还体现在语言上。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形成的汉语不但是汉族的共同语言和书面语，而且为少数民族所普遍接受，虽然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文字，但最终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都逐渐消失，融入到汉语里面来。

欧洲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

虽然罗马帝国有官方的语言，但并没有强制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帝国各民族大都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

罗马人最初全面学习希腊文化，知识界把希腊文作为高贵的象征，因此希腊语是通行的书面语言。

拉丁语虽然是罗马人自己的方言，但在公元前1世纪前的地位并不高。

后来虽然有所提高，但并没有取代希腊语成为唯一的语言文字，帝国境内始终存在东部的希腊语和西部的拉丁语两大语支。

日耳曼人虽然在语言上同属日耳曼语族，但操不同的方言，他们在进入罗马帝国前并没有自己文字，这些说不同方言的族群在具体的实践中结合所在地区的原有语言，形成自己的语言文字，并成为日常交流的主体。

虽然拉丁文在西部成为通用的书面语言，但它逐渐演变成纯书面语，而且难以掌握，只有少数知识精英懂得，不再是日常的交流语言。

欧洲语言多样化发展的速度很快，也为各地区的交流增添了难度。

到842年查理曼的两个孙子在斯特拉斯堡宣誓结盟时，双方军队的语言已经不通了，不得不同时用古法语、古德语和拉丁文宣誓并撰写文本。

欧洲民族语言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随着阿拉伯人的西侵和斯拉夫人的迁徙，欧洲形成希腊语族、拉丁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乃至阿拉伯语族共存的局面。

中国和欧洲在思想文化上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从中国来说，作为古代学术传统主要支柱的经学和史学没有中断。

魏晋时期，玄学崛起，成为知识界竞相追逐的时尚，对传统经学提出了挑战。

虽然经学一度受到冲击，但其群众基础和在社会上的影响仍然很大，其地位没有改变，仍是治国的基础。

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以少数民族政权居多，经学延续了汉儒传统，南方经学则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

相对而言，北方的经学比南方更加兴盛，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中心，而且在后秦姚兴、前凉、北魏及北周时曾经盛极一时。

这个时期还是史学的繁荣期，以北方十六国为例，史学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相当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