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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西罗马灭亡后欧洲文明断续的异同（第4页）

据《隋书·经籍志·霸史》和《史通·古今正史·十六国史》记载，十六国的史书有26种（271卷）。

[6]欧洲在学术传统上有较大的变化，罗马的哲学传统被基督教神学取代。

希腊罗马历史上的哲学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经学，对于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马帝国初期以前，各哲学流派并存，并相互竞争。

但是罗马的这些哲学流派始终停留在少数知识精英的层面，且脱离社会现实，所以其基础和生命力都非常有限。

基督教出现后，这些哲学流派普遍受到前者的批判和否定，双方也发生过多次论战。

随着基督教独尊局面的形成，超宗教的哲学彻底败下阵来，沦为神学的附庸，甚至消失。

529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异教学校，禁止异教哲学家从业。

基督教的神学成为新的学术传统。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古典拉丁史学在4世纪末就已经衰落了，罗马历史家在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Marus）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

基督教史学及基督教史观占据了主体。

历史的内容以基督教为主，历史也成为人类的救赎史。

在体裁上则以零散的年代记及编年史为主，同时兴起了圣徒传。

历史的编写工作全部由教士或修道士担任，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查理曼帝国的解体前后，唯一的世俗史家是查理曼的外孙尼特哈德。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这个时期的历史著作都很难与古典时期相提并论。

最后，宗教在中国和欧洲民族和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各阶层各民族的认可，对于缓和民族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进行融合，使中国人易于接受。

中国原有的天神加祖先的崇拜经过儒家思想的洗礼，已经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具有了神道设教的意思。

佛教最初曾与这种传统发生冲突。

佛教讲出家，不尽君臣父子的义务，因而被视为不忠不孝。

这种冲突在《牟子理惑论》中已经有所体现。

虽然也有僧人企图维护佛教本来面目，但在中国这种办法行不通，只好与中国文化传统妥协，不断向这一传统靠拢，现在《大藏经》里还有一些讲忠孝的经，其实这些都是经过中国文化洗礼的成果了。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非完全被动的，也有主动的情况。

佛教从西域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为了迎合当时宫廷的谶纬迷信心理，还非常重视方术道法，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都精于此道，并因此深得帝王的信任。

佛教的传播对传统的信仰造成了冲击，但佛教并无意取代或消灭其他信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派的地位及格局，尤其是儒术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虽然大多数中国的帝王都尊崇佛教，但并没有出现把佛教上升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现象。

对帝王而言，奉佛多以个人的修身养性或作为一种学问研究为目的，治理国家则要靠儒家，二者并不冲突。

姚兴、梁武帝等既崇佛学，又倡儒学，北周武帝则把儒学放在首位。

中国文化也没有拒斥佛教，魏晋时期，佛家思想对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教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也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这可以从道教的《太平经》中看出来。

[7]有些人甚至干脆把佛教视为道家的支系，西晋的道士王浮还作了《老子化胡经》，为这种说法造舆论。

当然，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儒家和道教也存在冲突与竞争，学术界也有“夷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