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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第1页）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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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1]曾经说过：“文化或文明，就其宽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笔者在此文中，正是将马帮音乐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课题，涉及马帮文化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等方方面面内容。

全文共六个章节，第一章是对茶马古道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概述。

从历史、地理两个方面对茶马古道进行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概况介绍；从人文因素、马帮的形成与生活以及茶马古道的历史贡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人文生态环境的梳理与总结。

第二章是笔者在茶马古道云南段选点中，对采访到的12位赶马人进行口述史记录。

以汉族、藏族赶马人为主，兼具纳西族、白族、彝族等其他民族赶马人，与他们的交流主要站在民族音乐学角度，围绕马帮生活、马帮音乐、马帮参与的活动，并由此展开了对选点地区的马帮音乐文化调查与研究。

第三章是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音乐事象《赶马调》，以分布在云南段的不同民族《赶马调》为轴线，调查研究汉族马帮《大赶马》《小赶马》《老赶马调》，藏族马帮《赶马山歌》《赶马情卦》以及纳西族马帮《赶马调》等多首曲调。

在音乐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马帮音乐进行了初探性的研究。

第四章为茶马古道云南段音乐事象之二，涉及马帮音乐的其他音乐种类。

以采录到的藏族马帮的德钦弦子独奏、奔子栏锅庄舞、彝族的三弦、他留人的小三弦演奏等为主，充实马帮音乐。

这两章的音乐事象均是以音乐本体分析为基础，对茶马古道上的音乐事象进行了横向、纵向的调查与研究。

第五章是茶马古道云南段文化事象，以“马帮文化”

为主题，从共同生活圈的角度阐述了马帮文化所具备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层面三方面的文化属性，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象中，又呈现出对于茶马古道这一共同语境的妥协性与适应性特征。

第六章是对茶马古道云南段现状保存情况的调查以及笔者对于未来的展望与思考。

以云南段现已出现的各种保存状况为切入点，展开了将茶马古道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发展的设想，并提出了相关的思路与实施方案。

总而言之，笔者对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马帮音乐文化做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总结：

第一，从整篇论文的纵向布局来看，笔者从茶、马谈到茶马古道，再从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选点中，谈到马帮音乐文化的现状。

笔者认为，“茶”

与“马”

两种因素的出现，成为茶马古道形成的先决条件；而马帮音乐文化的形成，则正是以茶马古道中共同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赶马经历、心理状态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信仰体系为基础，这是马帮音乐文化形成的坚实基础，也是一个由物质需求发展为商业利益进而上升到文化、心理的过程。

这个升华的过程使得二者之间有了较为近似的对等关系。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达出这种逻辑，笔者将茶、马、茶马古道、马帮音乐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列表如下：

表1关系图

第二，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音乐文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线性音乐文化带。

马帮音乐文化是流动的、富于变化的。

正如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在描述我国大型线性文化特征时，“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范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多，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

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积淀的历史；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尺度较大，可以指跨越众多城镇的一条水系的整个流域；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与变化，相互影响与交流，构成文化带上文化遗存的共性与特性、多样性和典型性，衍生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联系；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涉及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

笔者认为，茶马古道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生态环境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区域性的人类社会活动。

第三，马帮音乐是以《赶马调》为典型性与音乐事象的多样性相结合的线性音乐带。

倘若以俯视的视角整观茶马古道音乐事象，笔者认为，从纵向来看，马帮音乐是各民族音乐特征与茶马古道相结合的结果。

马帮音乐形成了以《赶马调》为轴线的音乐事象。

不同民族的马帮在带着本民族的身份标识进入茶马古道后，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的被茶马古道“同化”

。

这种“同化”

现象首先体现在音乐事象上的便是《赶马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