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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语境中文论的重要地位（第2页）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10]，“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11]这不仅仅是孔子对诗歌应有功能的设定，同时也是孔子对当时诗歌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的总结。

在孔子的诗歌观念中，诗不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而是为了感觉到事物，不是将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自足的语言客体，而更多的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和布瓦诺的《诗的艺术》有着共通之处：写诗更多的是以教益为目标，在孔子那里则集中表现为诗歌修身的功能。

这样，诗歌便承担了相当重要的社会职能，首要作用在于有效地统一社会价值观念，同时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引导人们达成共识，由内而外地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

在此基础之上，诗歌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功能，甚至是基本的社会交往和认知功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12]“不学诗，无以言。”

[13]“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14]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文学绝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消遣，也不是如康德所说的作为审美能力与科学认知能力、道德实践能力并列的人类三大基本精神机能之一，而是凌驾于一切审美、认知与实践之上的最基本的认知与交往方式。

这样一来，处在经典文学与接受者之间，为文学提供阐释以供传播，为文学总结与制定规则的古代文论便具有了通过为文学立法进而为整个社会文人士大夫之间根本的交往方式和共同的价值取向设立风向标的崇高地位，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社会话语权力的主导。

由此，古代文论对于整体社会价值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上古西周经由几个世纪的淘洗传承下来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则更不必多言，其文字华丽典雅，意义深美宏约，运用审美的形式将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礼仪规范记录下来，使其得以万世传颂。

而东周之后的知识阶层以这些为基础所进行的阐释和立法，深刻影响了后世整体的文化传承、意义书写和文学创作的传统。

[15]一直到中古时期，文学观念、审美取向与社会价值风尚也是密不可分的。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勃兴，它从汉末的清议衍变而来，以品评人物为主要内容，对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而与汉代清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清谈更多的是一种审美表达，臧否的是人物外在表现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并且与此同时，人们从事清谈活动本身也是为了获得广泛的审美体验。

由此，文学性的表达成了整个社会文人交往的重要中介，文学品评的标准和概念也不可避免地在整个社会的话语评价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悬置孰先孰后的问题暂且不谈，彼时盛行的文学观念，如“气韵生动”

“吟咏性灵”

“诗缘情而绮靡”

以及对“滋味”

与“风骨”

的重视等，至少对当时主流的讲求自然、简约，同时又能深奥而机智巧妙、富于文采的清谈标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魏晋的审美精神与社会风尚达到了高度重叠。

李春青教授在其专著《魏晋清玄》中曾精辟地指出：“对于文采的追求是每位清谈家的基本功之一。

谈者自会从表现个人才识的过程中获得畅然一泄的快感，听者亦可从道理的通畅、文采的华美中得到美的享受。

因此，做一次成功的清谈发言，无异于创制一篇诗文佳作；听一次出色的清谈亦不减于欣赏一篇优秀作品。

清谈这种风行一时的精神活动将探讨抽象的玄远奥义与审美体验巧妙地熔为一炉，难怪士族文人无不趋之若鹜了。”

[16]到了刘勰，一部体大精深的《文心雕龙》更是将文学“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

的本体意义凸显出来，作者也成功通过为文学立法而使自己千古留名：“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光采玄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