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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文论走下神坛 与西学冲击说商榷（第1页）

三、古代文论走下神坛：与“西学冲击”

说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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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语境中，文论话语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位置。

何以自现代以来，文论话语权旁落到如此境地？多数学者把它归因于西学的冲击。

曹顺庆教授早在1996年的《文艺争鸣》上便撰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

“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

“这种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甚至可能是极为剧烈冲撞）的结果。”

“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不少的文化冲撞，但中华文化始终处于主流地位，根深蒂固，体现了宏大广博、兼收并容的恢宏气度，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文化危机感。

然而，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华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西方文化借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

中华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动摇了。

在民族危亡之中，救亡图存的意识，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

自‘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呈现出一条巨大的断裂带。

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的强迫下的不得已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

[18]

曹顺庆的研究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学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一经发表，便获得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其引用率一直高居所有同类文章被引用数量之首：从1997年到2018年，在各类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会议论文中总被引用达459次，这还不包括在这二十年间出版的书籍。

[19]的确，曹顺庆教授的文章有力地分析了古代文论在当代语境中的失语现象，对现象的把握非常准确，直击多年以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痛之所在，所以引起了许多共鸣。

曹顺庆教授对文论失语症产生的原因所进行的分析，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大多数研究者对此达成的“共识”

：在时间上，“五四”

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带”

；在内容上，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苏联理论，总之是强有力的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产生的冲击导致了古代文论的失语。

而事实上，如果仔细将古代文论在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境况进行对比，尤其对古代文论在其产生之时以及在整个传统文化语境中产生影响的机制进行细致分析，再结合文化传承、知识下沉、观念传播方式的改变等宏观的社会语境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四的喧嚣”

“西学的冲击”

其实并不是促使古代文论的社会状况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尴尬局面的形成更多的是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世代传承的古代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其中内在机制的演变远比外在思想的碰撞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如前所述，在上古语境中，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和经典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因为古老并且华贵的经典的传承一定需要依赖有美感的形式。

《诗经》在其被整理成集之初便承担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的社会功能，更不用说比《诗经》更早的文学性写作主要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如青铜器上）用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匹配的雍容华贵的方式记录重要礼仪，以使之世代传承。

文学作为传承和传播经典的重要形式，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建构当中，甚至是作为观念传承的基本载体主宰了社会的价值。

而在当时，文学写作本身也不是清晰透明、简单易懂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古时期知识的建构本身就具有垄断性，话语权由少数有文化的贵族所把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典文本的传承年代久远、意义晦涩，再加上这些经典文本大多书写在极其罕有的青铜器上，篇幅有限，这便赋予了文学阐释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

孔子宣称对古代经典“述而不作”

，其实已经垄断了相当的话语霸权。

同样，在孔子之后继续对经典的文学文本进行阐释的文人学者也自然而然地因为经典文本的权威性而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继而通过主导文学这一基本的交往载体而立法社会。

然而，这其中许多决定性的条件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

首先，随着书写材料不断向着轻便、廉价的方向发展演变，直到后来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和民间刻坊的蓬勃发展，文化知识由少数贵族向越来越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下沉，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礼仪文化或者社会意义的传承已经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如青铜器上的铭文）、狭小的群体（统治阶层）和狭小的价值领域（贵族阶层沟通天人的精神价值和政治价值），价值传承和传播的形式自然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