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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文论走下神坛 与西学冲击说商榷（第2页）

凝练、华美并且充满贵族气的主流的文学表达自然会慢慢地被更加大众化的交往方式所取代，正如清代的焦循提出的著名观察——“一代有一代之所胜”

，[20]在社会中处于强盛地位的文学形式，从周代的六艺、战国诸子到楚骚、汉魏乐府、六代骈语、唐诗、宋词再到元杂剧、明清小说，从历时的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由贵族向大众、由华美到日常、由晦涩到平易、文学性逐渐减弱的转变历程。

在文学发展的领域尚且表现出这样的状况，更不用说主流的社会交往方式了，文学的载体地位已经在慢慢弱化。

这样，通过为文学立法继而在整体的社会价值领域产生影响的古代文论，自然也慢慢失去了主流社会思想领域这块广大的阵地。

而这块阵地的丧失显然是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和下沉带来的必然结果。

那么对于文学这块阵地呢？毫无疑问，文化知识的普及自然使得文学阐释对文学文本的意义垄断不复存在。

当大多数的文人知识分子都可以独立且深刻地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的时候，文论为文学提供阐释进而立法的意义则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那么文论对文学意义的主导则更多地退而成为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时可供人物随意选取的一些方便的术语而已。

尽管这些文论术语在近古语境中仍然对文学的创作风格具有引导意义，但相比之前在社会思想和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用，则已经是走向衰落了。

与此同时，大众化的知识传播趋势也使得人们对经典的意义开始产生质疑。

比如，宋代，广泛的知识传播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对重新阐释《诗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时间产生了不胜枚举的《诗经》阐释著作，形成了与先秦、汉代完全不同的宋代诗经学。

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宋代诗经学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

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

南宋郑樵《诗辨妄传》始攻毛、郑，而极诋《小序》。

当时周孚已反攻郑樵。

朱子早年说《诗》，亦主毛、郑；吕祖谦《读诗记》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说也。

后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

其《集传》亦不主毛、郑，以《郑》、《卫》为**诗，且为**人自言。

同时陈傅良已疑之，谓：以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奔之具，窃所未安。

马端临《文献通考》辨之尤详，谓：夫子尝删《诗》，取《关雎》乐而不**；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为男女**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犹存之不删！

又引郑六卿饯韩宣子所赋诗，皆文公所斥以为**奔之人所作，而不闻被讥。

乃知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

是朱子《诗集传》，宋人已疑之。”

[21]从这以后，关于《诗经》的诠释不再由“毛诗序”

“毛传”

“郑笺”

以及“孔疏”

所构建的汉学典范所支配。

经典文学的意义不再是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

“出使专对”

，不再是战国时期的“温柔敦厚”

“断章取义”

，不再是汉人的“据诗言政”

“以三百篇为谏书”

，《诗经》的价值在于明心见性，在于感物道情。

[22]而到了明代，《诗经》更是走下了经学的圣坛，走向了可供大众直接欣赏阐释、抒发个人化情感的文学的世界，正如刘毓庆所说，“明代学者正是在《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以群体的力量，将持续了千百年的《诗经》经学研究方向，转向了对《诗经》文学本质的探讨，涌现出了大批《诗经》文学研究的学者与著作”

[23]。

这便意味着经典文本不再是在意义的理解上深妙精微、遥不可及，而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共情地体验作为大众文学抒情作品的点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