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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文论走下神坛 与西学冲击说商榷（第3页）

一千个读者心中可以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形象具体、栩栩如生，又何须抽象晦涩的古代文论对其进行系统的绑架，再以之为基础给普罗大众的文学写作立法呢？到了清代，疑古之风更是盛行。

同样在《诗经》阐释领域，黄宗羲《万贞一诗序》云：“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

若是，则四时之发敛寒暑，必发敛乃为温柔敦厚，寒暑则非矣；人之喜怒哀乐，必喜乐乃为温柔敦厚，怒哀则非矣。”

[24]学者们不满于对经典文本几经传承，却对意义的阐释始终晦暗不明的状况，走向了切实的文字考据，不再对意义有更大的兴趣。

正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清代的“正统派之学风”

有这样几大特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孤证不为定说”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

；“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25]在这当中，务实、考据、精简和学术探讨、平等争论成了关键词，这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传播方式的改变、知识的下沉、权威不断受到挑战、文学势弱乃至缩小为专业领域的特殊文体的演变历程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经典文本失却了“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26]的崇高地位，文论也自然失却了“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

[27]“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28]这般足以“鼓天下而动”

的话语权威。

古代文论的发展到了清代，不说原有的社会影响力，不说为文学立法，甚至连原本可以作为文学批评和鉴赏的重要话语资源的作用都已经被逐渐弱化，文论话语的使用也越来越流于主观和空泛。

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清代诗人宋荦时提到“荦诗大抵纵横奔放，刻意生新，其源渊出于苏轼。

王士祯《池北偶谈》记其尝绘轼像，而己侍立其侧。

后谒选果得黄州通判，为轼旧游地。

……其宗法可以概见。

故其诗虽不及士祯之超逸，而清刚隽上，亦拔戟自成一队。

其序、记、奏议等作，亦皆流畅条达，有眉山轨度。”

这里对诗人和作品的评价并不是以作品本身为基本出发点的，更不是以传统的文论观作为鉴赏标准的，而是直接将人物生平与其推崇的文学大家联系起来，主观随意地将两者的诗风抽象地联系起来。

再者，因为受到如前文所言将作者做人的境界与作品的境界直接联系的批评传统的影响，再加上彼时文论话语影响力的衰落，有时对作者名望的判断直接取代了对作品文学特性的判断，完全架空了文论的话语。

例如，清朝初年的潘天成，本是很普通的书生，诗歌写作并无特别可取之处，但由于为人的品行受到了关注，哪怕在作为时代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将他的诗歌作品收入正选，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诗文皆抒所欲言，不甚入格。

然行谊者文章之本，纲常者风教之源。

天成出自寒门，终身贫贱，而天性真挚，人品高洁，类古所谓独行者……固不与操觚之士论文采之优劣，亦不与讲学之儒争议论之醇疵也。”

由此可见，不管在社会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由于文化传承和观念传播方式的自然改变，文论话语逐渐失却了特别的垄断力和影响力，话语权力逐渐旁落，以至发展到如今，文论的失语与古代语境中的话语霸权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样的反差由于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和“五四”

的喧嚣被前所未有地强化并凸显出来，但究其实质，其根本的问题还是来源于文化自身内在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挑战。

而古代文论所面临的必然挑战，也正好与其依存的传统文化一起，带着悬而未决的氤氲，进入发生着巨大变革的现代化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