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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启蒙对学术的重塑 从整理国故说起（第2页）

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阐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28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

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道德学说。

此外，该书还收录了蔡元培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如其例言所说，悉本中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

这本书受到西方伦理学的启发，从伦理道德和非常实用的个人修身及社会秩序的角度，将漫长的中国思想的演变整合成了一部伦理学史，对于早期系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功不可没，但其实已经直接参与到之后在冯友兰那里成为焦点的“中国有没有哲学”

的讨论，并且已经在西方的学科框架下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这本书在内容上，与我们探讨的文论或者文学的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与在不久之后发生的“整理国故”

运动中人们对包括古代文学与文论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着极强的连贯性。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第二年，编辑部迁到北京，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现在众所周知的《新青年》。

人们通常把《新青年》的创刊当作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可实际上正如“导论”

部分所说，新文化运动这个词直到1919年才被创造出来，那么《新青年》这个后来被与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刊物，在其产生之初，也一定不具有如我们今天所理解那般开创一代文化思潮之先河的强势影响力。

然而，不能否定的是，《新青年》的产生是顺势应时的，它同时也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一脉相承。

随着《新青年》潮流的愈演愈烈，与之内在相通的那部分学术著作也就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越来越流行起来，其方法论的影响也就随之扩散开来。

我们知道，如果现在对1915年之前的学术进行追溯，类似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这样系统地以西方格局来建构中国思想史的庞大工程在当时并不是主流。

比较流行的是类似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类虽然借用了西方的视角，但更为深刻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小而精、小而妙的作品。

而更为权威和具有代表性的是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以及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春秋左传读》《文始》，或者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考释》《秦汉瓦当文字》《秦金石刻辞》这类仍然深受乾嘉考证学派影响、讲求客观实证的作品。

比如章太炎，虽然他是坚定的革命派，但他却希望用传统文化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从而进行社会变革。

他认为，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

[1]他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

而他对于经典研究的影响力和权威程度，就连与他学术观点严重相左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

只是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2]

然而，对历史的反思告诉我们，强势的宣传策略往往胜过学术的自然演变。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发刊词《敬告青年》，痛陈社会弊病，并将改革的希望和动力放在青年人身上，借助青年人的一身干劲和一腔热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同时又极具策略性地成功打响了社会变革的口号。

他的言辞，每一句都很有煽动力，让人觉得救社会人民于水火，义不容辞：“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

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青年乎！

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3]同时他这篇发刊词的结构也非常简单、条理非常清晰、要求也非常明确，特别符合能够进行高效社会传播的文章的特点。

例如，这篇发刊词的小标题：“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