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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启蒙对学术的重塑 从整理国故说起（第3页）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每一条都在简短的同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让人可以迅速地接受并付诸实践。

在《新青年》这股强大的社会浪潮的影响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声音被埋没了，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殷文存》《石鼓文考释》等更是无人问津，章太炎《菿汉微言》也没能抵挡过时代的浪潮，取而代之的，是与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相通的思路，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背后所传递出的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阐释逻辑。

之后，都是在《新青年》上，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

从文学入手，对写作的规则、学术的规则和全盘思想文化的规则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浪潮已然势不可当。

《新青年》尚且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而更为偏重文学思想传播的还数当时《新青年》的同盟军《新潮》杂志。

《新潮》杂志由北大学生于1919年1月创刊成立，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是当时的编辑部成员，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任干事，胡适则为他们担任顾问。

也正是《新潮》杂志的诞生，催生了20世纪早期对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一次“整理国故”

运动。

当时与《新潮》社针锋相对的是同样在北大颇受欢迎的《国故》杂志社，由当时的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大力支持。

《国故》杂志主张“保存国粹”

，而《新潮》杂志则提出“整理国故”

。

借着《新青年》的劲风与胡适的大力支持，“整理国故”

运动显然占据了上风，并对之后整个学术界对古代文化传统的研究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对于“整理国故”

运动的评判，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站在当年《国故》杂志的立场，这是“全盘、激烈、彻底反传统”

的“文化激进主义”

；站在当年不断被强化的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这是复古、守旧，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人为胡适平反，认为胡适“整理国故”

的本意是要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传统文化、使其更好地发挥现代意义的作用。

这样积极正面的评价观点一直以来在学术研究领域是主流。

例如，2001年的《文学评论》上刊文指出“它是民族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整理国故对于民间材料的重视与方法论的探索，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4]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刊文认为“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

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

[5]2014年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亦刊文认为：“在思想与学术、学术与文学、现代与传统等多元因素混杂交织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其科学的研究精神和民间的价值趋向对于文学、历史、学术的现代转型乃至史学学科的建设、新文学秩序的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6]然而，如果一味都是顺应旗帜鲜明的由明星知识分子所鼓吹的社会文化运动，顺应“救亡”

“启蒙”

对当代学术体制之建立做出贡献这样的典型的现代化话语，我们就无法跳出这样的思维定式，对现代学术话语形成真正的反思。

所幸，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真正触及看待“整理国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