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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启蒙对学术的重塑 从整理国故说起（第4页）

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根据对当时“整理国故”

的不同方面的声音的梳理，陈来认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存在着“启蒙”

与“学术”

两种不同的立场。

“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学运动，其主旨是打倒传统，呼吁欧化，来一场文化的革命；在这样的立场来看，国学被视为垃圾，是必须破除的旧文化。

而从学术立场来看，国学至少含有丰富的资料，用新的方法整理国故，形成新的国学，是中国的学术可以立身于世界的最可行的路径，国学的研究将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直接增长点。

这两种看法本来不一定冲突，如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跟他倡导新文学运动本来并不矛盾，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新派的人把两者对立起来，好像整理国故就是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

说到底，新文学的文化观倾向于排斥一切和国故有关的事物，成为彻底的反传统的文化派。”

[7]他更是引用了陈平原的评价来说明问题，“这正是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尴尬之处：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陈来认为：作为思想启蒙者的胡适，由于其文化观带有反传统的色彩，而且其反传统的音调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愈发强化，使得其学术发展的观念，其对国学的态度，受到了激进启蒙意识的严重束缚。

“在胡适的身上，存在着‘启蒙’与‘学术’的内在分裂，而最终是启蒙压倒了学术。”

也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本人由早年一直想要昌明国学，想让中国的国学研究如西方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一样，走向“完全科学的时代”

，变成1930年之后对传统文化完全失去信心的态度。

正如胡适1930年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宣称的：“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以及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信心与反省》中进一步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

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也正是因为对这些情况的梳理，陈来最后得出结论：[8]

整理国故运动在全国虽然引出了不少好的试验、好的结果，但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人胡适，却终于受限于其启蒙的文化观，而归结到对整理国故的忏悔，这不仅使得他在国学研究方面无法展开拳脚、提高境界，也连带影响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国学研究未能达致理想的境界。

与之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可以说也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产物，但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在文化观上与胡适不同。

他们在精神上没有那种启蒙与学术的内在分裂、内在紧张，国学之研究对他们没有任何文化心理上的羁绊，而可以义无反顾地追求国学研究的卓越境界。

更广一点看，1920年代国故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包括罗振玉、柯劭忞、陈垣），他们的文化观都不是激进的启蒙文化观，而多属文化保守主义，他们的文化观不仅没有导致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排拒，更没有影响他们对新的国学研究方法的采用，而正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得到了当时世界汉学大师的高度评价。

这是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陈来对“整理国故”

的梳理，触及两个对于我们现代反思而言应该注意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明确化。

第一是关于“启蒙”

与“学术”

的关系。

陈来认为这二者本不一定冲突，只是在“整理国故”

运动中成为对立的立场，最终“启蒙”

压倒了“学术”

。

本书则更进一步认为其实在这场运动中，“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