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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跋涉（第2页）

[2]在这里，我们鲜明地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主导中国各种社会变革背后的力量，我们鲜明地看到在经历了强势力量的冲撞之后，中国人民在寻求改变的历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文化的颠覆。

具体来说，我们鲜明地看到一系列对立：广义的道德与狭义的力量的对立，和谐与竞争的对立，富强与文明的对立，以及自然而然地由此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理性与感性的对立，等等。

这些与中国传统思维截然的对立，在短时间的现代化进程中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

在这一系列的对立之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与价值，如上章所描述的，除开在审美的层面被内化之外，在外在的传承上已经断裂，一步步被分解、被边缘化、被放在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中被学科化、系统化，而整个国家也确实因为对国富民强的终极理想的坚持和吃苦耐劳的国民美德，用许纪霖的话说是“一种中国式的清教徒精神”

，而一步步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今天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人们开始有信心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勾勒中国梦的美好蓝图。

然而，当我们更深入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命题时，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是不是会逐步在各方面都向一直以来所学习的西方靠拢，最后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中国现代化的轨迹是不是也就等同于全盘西化的轨迹？更进一步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国家？民族的复兴，更多是意指经济上的复兴，还是也应实现真正意义上文化的重建，在世界的舞台上具有文化的话语力量？在许纪霖看来，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

“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乃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

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

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

自20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

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

所以许纪霖认为，“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3]。

而与之形成对话的作为局外人的外国学者马丁·雅克则从“他者”

的角度更突出地察觉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的根深蒂固，和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将体现出的独特样貌。

在他看来，中国一定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应该仅仅被看成一个民族国家。

因为“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家族联系和习俗、人际关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价值观、独特的哲学体系……简言之，中国之万物孕育于中华之文明……对中国人而言，过去——遥远的过去而非近现代的过去，与现在是如此息息相关而又意义重大。”

雅克认为，跟中国相比，其他国家因为历史的断章而并不能让民众产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感。

中国虽然经历过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动**、时局的变迁、外来的侵略，但文明的延续性却一直得以维持，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与文明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

作为局外人，雅克的观点比许纪霖更具整体性，也更乐观。

而许纪霖的观点主要着眼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影响下经历的现代化，也是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历史发展，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更深入的观察，他所提出的忧虑更值得我们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学热”

，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了解，研究专著、经典读本层出不穷。

这样一股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发展到今天，早已超出了学界的小圈子，进入了大众接受的视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可如果要对这股激**的社会文化浪潮刨根问底，我们发现所谓传统文化的复兴更多地发生在知识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

因为“国学”

的推广，我们对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经典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有了更多知识性的了解；也因为“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