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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跋涉（第4页）

所强调的道德责任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以天下为己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在传统的中国精神中，这些不仅仅是响亮的口号、主观的褒奖和善意的煽情，更是深入传统儒家精神骨髓的具有本体价值的“天地生物之心”

的现实投射。

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社会，人们对成功的评价标准却鲜有精神层面的“以天下为己任”

，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士德精神”

为核心的对物质财富的创造与占有，以及以“社会达尔文主义”

为核心的对强势权力的掌控。

换句话说，回到本章开头所提到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对立，即使是在当代“国学”

复兴的文化潮流之中，人们还是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对立中倾向于选择物质而不是精神，竞争而不是和谐，富强而不是文明，现代而不是传统，理性而不是审美，主客对立而不是万物一体，自我中心而不是天人合一。

许纪霖在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讨论中也从另外的角度提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脱节的现象：[5]

“儒家文明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礼的世界’，整个社会以‘温良恭俭让’的礼教为纽带，博雅的精神趣味胜于穷兵黩武的蛮力，君子的德性之美抑制了人性中物欲的贪婪。

曾几何时，‘礼的世界’让位于**裸的‘力的世界’，一切东西的价值都被换算为力，换算为可计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物质实力。

GDP的增长成为官员政绩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指标。

政府的主要职能似乎不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变异为直接招商引资、指挥经济且具有自我利益的垄断性超级公司。

对‘力’的崇拜背后，是人的物欲的无限膨胀。”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脱节，与其说是知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的脱节，毋宁说是在价值取向上的脱节，甚至截然相反。

正是因为对传统的文明缺乏整全的理解与传承，由于对于其价值内核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即使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的今天，尽管在“国学”

已经风靡神州的今天，我们仍然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

[6]“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

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

[7]而实际上，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物欲的膨胀，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不断全球化的整个世界所共同面临的现代性的挑战。

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希望在富强的同时寻回独特的文明，世界也希望从古老异质的中国文化中寻找突破现代性困境的启发。

顺应这种寻回失落的文明、迎接现代性挑战的时代召唤，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开始了对学科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以及对新的阐释方法的积极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