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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诗学的内在批判与继承（第2页）

而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李春青则认为，它们“必然地有着各自不同的言说方式与话语形态，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研究任务，是不可能相互包容或融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从更深层的逻辑来看，则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与文化语境所产生的两种理论形态，在思想基础、社会功能以及言说者身份等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异想天开，不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探讨。

简言之，如果以审美为核心，那就不可能是文化诗学；如果以文化为核心，也就不可能是审美诗学。”

由此不难看出，李春青对这两种研究路数的内在冲突有着深刻的把握，以至于透彻地揭示出二者的不可调和。

同时李春青从哲学渊源、社会思潮特性等方面深层揭示出两种方法内在逻辑的冲突，也正与本章前文所提“综合即是窄化”

的观点达成一致，对《中庸》以来传统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的思维框架形成质的突破。

具体来说，李春青认为，“审美诗学”

属于现代性范畴，它“赋予文学艺术和审美某种神圣性与超越性，使之高蹈于社会历史之上，从而建成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乌托邦。”

而“文化诗学”

则是属于后现代的范畴，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是对现代性建立起来的那种总体化的、规训性的“宏大叙事”

进行的批判和反思。

因而“文化诗学”

“可以涵盖所有基于对审美诗学的批判性反思而从外部，即社会文化、历史状况角度审视文学艺术与审美现象的研究路向。”

也就是说，面对文论话语，“审美诗学旨在发现或建构意义，文化诗学旨在揭示对象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关联”

；“审美诗学是‘照着说’，文化诗学是‘接着说’……审美诗学是关于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东西及其表现方式的鉴赏判断，文化诗学则是关于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东西及其表现方式的反思性批判。

前者是在文本内部展开的非历史化、非语境化的分析与评价，后者则是在文本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中展开的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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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李春青所倡导的文化诗学方法具有对古代文论前述研究路径的层层批判。

第一，文化诗学绝不把古代文论看成是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研究，这几乎是毋庸赘言的。

第二，文化诗学也与那种将古代文论看成单一学科内的封闭系统进行体系的建构与阐释的方法大相径庭，它的最基本特点，如前所述，是开阔的视域和广泛的跨学科观照。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李春青所说，“文化诗学”

完全可以具体细分为“文学文化学”

“文学人类学”

“社会诗学”

“历史诗学”

乃至“宗教诗学”

“政治诗学”

“意识形态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