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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诗学的内在批判与继承（第3页）

，等等。

[15]第三，文化诗学由于本质上对“求真”

价值的崇尚和在复杂的社会话语中不懈实践的对真相的追问，而对出于现实目的对“宏大叙事”

“乌托邦”

“元理论”

“精神家园”

等一切简单建构的超越性幻象形成根本的批判。

诚然，正如李春青所说，“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研究方式，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基础的学术研究路向。

二者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却不能相互替代，也无法融为一体”

。

但文化诗学的探索并不止步于对审美诗学的批判与跨学科的文化学研究。

实际上，如前所述，每一个新的方法阶段的出现都意味着对现有方法的外在批判，同时也毫无疑问地与现有方法具有内在的继承关系。

而对于文化诗学来说，正是这种内在继承，决定了它高于“语境化”

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因为与审美化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的崇高建构为旨归所具有的内在继承，文化诗学实际的研究重点更多向研究对象的“主体视角”

偏移，由对复杂的社会话语结构的探索逐渐向士人心态与审美趣味偏移。

对于古代文论而言，则表现为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审美精神形态的复杂构成的语境化呈现。

这便成就了它在“语境化”

之上对言说主体“主体性”

的深度把握。

这样，广阔的研究视域实际上带来的是文化诗学由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人本身的关注，只是这种对人本身的关注不再是建立在简单的乌托邦式的精神探寻之上，而是对内在于人的审美世界进行了外在关联的横向与纵向的层层还原。

而对于“主体性”

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中的深度探索，实际将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引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对本体性的人文关怀的跨学科探索，从而使得古代文论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在世界人文学术中具有了不可小视的话语权威，以及广泛的现代意义。

这也正印证了李春青所认同的关于后现代思潮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讨论：“后现代性并不是完全外于现代性范畴的一种新的历史阶段或文化模式，它是关于现代性存在问题的反思与质疑……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怀疑与反思精神乃是后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作为属于后现代性范畴的一种话语形态，文化诗学也是以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古代文论领域所进行的价值探索和人文关怀为思想资源的，在反思与质疑的基础上将这种人文关怀提升到足以用于反思现代性的符合古代文论原生特征的本体层面。

这种具有本体特征的“主体性”

反思，在李春青《趣味的历史——从西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的文化诗学实践中得到了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