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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太祖起事之前提（第3页）

顺帝即位之第五年，广州朱光卿反，汝宁棒胡反，以后各地蜂起，久者亘数年不定。

而元之所以处分此事，则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汉人使不为用，夫然后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轻逞其一朝之忿者也。

其时中国之不能不反元者，据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广州变起之后，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有马者拘入官。

是为因乱事而益歧视人民。

是月，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

是为歧视人民而绝多数人登进之路。

五月戊申，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

是为以种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于职。

八月癸未，弛高丽执持军器之禁。

是为无自卫权者独有汉人。

又其前二月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时大臣有忌汉官者，取所献班地上，问曰：“此欲何为邪？”

意汉官讳言反，将以罪中之，侍御史许有壬曰：“此曹建年号，称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敌官军，反状甚明，尚何言？”

其语遂塞。

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汉官或为汉人轻减反者罪名，则可将汉官皆坐以逆党，而一律铲除之以为快。

是岁，巴延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

是为宰相起意屠戮汉人，先就人数最多之姓为始。

以姓分应杀不应杀，设想已极不道，帝虽不从，此风声已不可令天下闻矣。

后于至正十一年，巴延已败，托克托代为相。

六月，《通鉴》又书云：“丞相托克托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顾同列，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勿纳。

入言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

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

’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

红军者，是年刘福通起，用红巾为号，谓之红军。

未几，芝麻李、徐寿辉相继起，皆用红巾，红军遂遍各行省。

明年，郭子兴起于濠，濠为太祖所居，遂亦相从而走险矣。

《明史》所立群雄之传，以方国珍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灭者不计，即其以后如芝麻李之不久为元所灭者亦不计，以太祖所托始之故，郭子兴不但有传，且序于群雄之首。

所为传者共八人，其后三人：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虽起自义兵而能自发展，与群雄略同。

然既尽忠于元，在明代修《元史》时当入之，如扩廓之义父察罕帖木儿，已入《元史》矣，扩廓事亦附见。

但从顺帝出亡后，尚有屡图兴复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载。

友定之殉元，尚在顺帝未遁之时，何以亦不与察罕为同类？至把匝剌瓦尔密，尤为元之宗室，据其封国，不肯降明而死，何为与群雄同列？《元史》无宗室传，故不辑为有系属之传，然有《诸王表》，亦未于云南王忽哥赤之后列至把匝剌瓦尔密，遂以最后殉国之宗王，亦不入《元史》。

至《明史》乃纪之为群雄之列。

清修《明史》因之，于《明史》中列元臣传。

清又于《明史》中遗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

此与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扩廓等若相应和。

此一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