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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太祖起事之前提（第2页）

奏入不报。

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

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

不报。

元至至正，已为末一年号，不过数年，濒于亡矣，而犹以夷俗自居，曰“列圣未遑之典”

，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是。

其曰“议法之吏”

，则固未尝不言立法，惟法特为汉人、南人设耳。

元之国境广大，民族众多，蒙古谓之国人，中国本部谓之汉人，自余谓之各国人，亦云色目人。

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纵西僧为暴于国中。

录《元通鉴》一则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诉于留守李璧。

璧方询其由，僧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棰扑交下，拽归闭诸空室。

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遇赦免。

未几，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语侵上，事闻，亦释不问。

时宣政院方奉诏，言：“殴西僧者断其手，詈之者截其舌。”

皇太子帝母弟仁宗。

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

乃寝其令。

此时尚为元之全盛时代，混一中国未及三十年，其了无制度如此。

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慑，然考之《史》，元亦并无经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饥穷为暴、胁众觅食之故技，侵掠万里，既得温饱，即伎俩无复存焉，非若历代军制既定，威令久而后渝者比。

再录《元通鉴》一则见例：

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月，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

朝廷遣将讨之，观望退缩，守令又因以扰良民，盗势益炽盛。

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选请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

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

进至兴国，距贼营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寘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自效，不数日，六十就擒，余众悉散。

军中获贼所为文书，具有旁近郡县富人姓名，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益安。

遣使以事平报于朝，博果密召其使，谓之曰：“董公上功簿耶？”

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

’”

因出其书，但请黜赃吏数人而已，不言破贼事。

时称其不伐。

当成宗时，去统一中国仅十余年，元贞二年，距世祖之死仅二年，而蒙古在中国之兵力已如此。

有事每倚汉人，惟宰相尚为世祖时顾命旧臣，能容汉人，汉人因亦乐为之用，间有盗乱，旋即平之。

至顺帝时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

《明史》叙群雄以方国珍为始，起于至正八年，顺帝即位之第十四年。

其前至元三年，顺帝亦用至元纪年，与世祖同年号，亦其无法度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