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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年九月丁丑,帝以郡县吏每额外征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为粮长,专督其乡赋税。
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
八年十二月,并定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许纳铜赎罪。
按明粮长之制,屡革屡复而终革,原其为制,非永制也。
始以定里长之法而革粮长,以里长代之,旋又复。
景泰间,革湖广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处粮长。
自都北京后,南粮运道太远,宣德间改军民兑运,民运止达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粮长更无召见之路。
后来非官累粮长,即粮长扰民,革之犹不尽,时时赖臣工条列其弊,以禁令为之补救而已。
然在太祖定法,则以此为天子自与人民亲接之一端,见之史者,如《孝义·郑濂传》,濂以粮长至京,帝问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
帝称善。
据《今言》,洪武时又有诏天下民年五十以上来朝京师,访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则宴赉而遣之。
自是来者日众。
二十六年,诏免天下耆民来朝,则见《本纪》。
此则来者任其自愿,不用其言,亦邀宴赉,其来遂无限制,久而不得其益,乃罢之。
此皆惟太祖可行之制。
充太祖亲民之意,不欲专就选士俊士中求言,绝非后来帝阍难扣之象,而一时浮收中饱,惠泽不下之弊,早不禁而自绝矣。
《元通鉴》: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吴下令禁种糯稻,以塞造酒之源。
洪武元年,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
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此农桑丝绢所由起。
九年,定布绢与米麦相折之价。
按此用《食货志》文。
据《杨思义传》,为思义任户部尚书所请定。
当时四方军事正亟,而劝课之为尤亟如此,乌有听其荒废或任种有害之物之理。
按阜民以节俭为始,治世皆然,何论国难。
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导民,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归一,不自厌其质朴也。
姑就《纪事本末》所载者证之,至正二十六年时大祖尚称吴王。
六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因谓侍臣詹同等有曰:“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
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
十二月,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立宫室,己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进,太祖见雕琢奇丽者命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圣,雕峻而亡。
吾节俭是宝,民力其毋殚乎?”
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新内三殿成,曰奉天、华盖、谨身。
左右楼曰文楼、武楼。
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序列,皆朴素不为饰。
命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
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
大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侈丽!”
言者惭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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