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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洪武年中诸大事（第6页）

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命玉讨平之。

又平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益禄五百石，诏还乡。

二十四年，命玉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以追逃寇祁者孙，遂略西番罕东之地，土酋哈咎等遁去。

会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诏移兵讨之，至则都指挥瞿能已大破其众，月鲁走柏兴州，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

报可。

复请籍民为兵，讨朵甘、百夷。

诏不许，遂班师。”

以上节《玉传》所叙玉之功绩。

当其北伐已建殊勋，敕书褒劳，而封国改梁为凉，赐券而镌其过。

见下。

在玉为武人，不修行检，不能怨上之寡恩。

逮平湖广诸土司，益禄而即诏还乡，明示以功成身退之义。

玉若稍有学养，正急流勇退时，可以无多求矣。

乃以西南多事，复起用之。

既有功，复欲延长兵事，请讨朵甘、百夷。

朵甘地为青海，百夷则缅甸所析之麓川、平缅等司。

诏不许而班师，亦其时朵甘、百夷初不为患也。

帝之不欲轻启边衅，识高于玉，而玉之不必复以军事自豪，亦可知矣。

乃复愤愤争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祸，然至诛夷灭族，坐党者万五千人，则亦太过，非君臣相处之常理矣。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

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传》：“为番禺知县，番禺故号烦剧，而军卫尤横，数鞭辱县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

未几，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见《本传》。

数以威福挞同，同不为动。

土豪数十辈，抑买市中珍货，稍不快意，辄巧诋以罪，同械其魁通衢。

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从容言之，同厉声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

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

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同复按治，亮祖又夺之去。

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

未至，亮祖先劾同讪傲无礼状，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诛同。

会同奏亦至，帝悟，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入骨鲠可用，复使使宥之。

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者甫到，则同已死矣。”

《亮祖传》：“亮祖诬奏同，同死，帝寻悟。

明年九月，召亮祖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

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当亮祖一奏同无礼，即遣使诛同，不先一问虚实。

而其时县令得自上奏，则权贵不能无所忌惮。

若亮祖之武夫不学，不足深责，但使所诬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偿命，但优奖鲠直之县令，深斥恣势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树之风声，勋臣不无相警。

史家类记其事，有临淄县令欧阳铭，抗常遇春，《铭传》附《道同传》：“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击，一市尽哗，铭笞而遣之。

卒诉令骂将军，遇春诘之，曰：‘卒王师，民亦王民也，民殴且死，卒不当笞耶？铭虽愚，何至詈将军；将军大贤，奈何私一卒挠国法？’遇春意解，为责军士以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