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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洪武年中诸大事（第7页）

后大将军徐达至，军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将军者，毋犯也。

’”

开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

然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障，触忤贵官，未尝非恃朝廷之能执法也。

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驸马欧阳伦以私贩累有司供役而伏诛，足以见例矣。

太祖之驭吏，复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杨靖传》附严德珉事云：“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左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

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

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

’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

’御史大惊，揖起之。

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

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

’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

读此可以想见峻法之为用矣。

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

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

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纳谏与拒谏《纪事本末》叙明祖开国规模，大约明祖能识大计，不待人言，早有定见，逮言者适与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

此类事极多，《明史列传》类叙颇有法，如陈遇等《传》以纯儒高识，导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为帝所敬礼，言无不用，而不敢强以官。

荐遇者秦从龙，帝止闻从龙名，从龙居镇江，帝遣徐达攻镇江，即属亟访从龙。

达访得之，帝即遣从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庐敦聘。

从龙来荐遇，又发聘书，引伊、吕、诸葛为喻，尊遇至此。

遇来，遂留参密议；从龙亦事无大小，悉与其谋，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二人始终敬礼，其所敷陈，无文字可见，但知为不嗜杀人及薄敛任贤等大指而已，盖亦非敢以严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贤。

从龙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与世子亲至其家，尊礼无匹；遇死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屡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尝敢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

盖其有益于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计，其品驾乎刘基、宋濂等之上。

惟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则原本儒术，而文武干济，亦有实见之事功。

宋濂始终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与军事，然刘基之倾倒于濂，在元代即视为天下之才，惟濂与己。

盖当时之第一流，实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儒者，视事功乃其末节，太祖皆得而用之，开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

《史传》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数卷中皆见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绝非马上治天下之气度。

至以综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图治，其后或不得善终，则皆偏重于才，而德不足以称之。

若陈修、杨思义等《传》附见多人，如开济即以奸狡弃市，此亦可以见太祖之尊贤用才，轻重自有分际也。

以上所谓纳其言而不待以谏名者，至其以谏自名，太祖之能纳，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举一事为例。

《史·周观政》《欧阳韶传》：“觐政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

’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

’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

’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

’左右无不惊异者。”

按此是何等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