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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人地关系（第2页）

水土流失致使该区墚、峁、丘陵、沟壑遍布，其中沟壑面积是该区总土地面积的10.4%左右。

水土流失造成每年流失土壤超过1.2×108t，剥蚀表土近1.5的速度向前延伸，每年破坏耕地约30hm2。

土壤侵蚀带走大量的养分物质。

据估算，本区域每年流失有机质126×104t，全氮9.45×104t，全磷26.04×104t，尿素26.54×104t，普通过磷酸钙105×104t。

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土地资源，也降低了水利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使当地可用水资源减少，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2.频繁的旱涝和其他自然灾害

本区水资源严重短缺，旱灾频繁且持续性非常强，有季节连旱（如春夏、夏秋连旱）和年际连旱（五年连旱、八年连旱）等，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特别严重，例如，1991～1995年的连续大旱，就使很多脱贫农户返贫，甚至出现了人缺口粮，畜缺饲草，地缺籽种的危急局面。

此外，雨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在本区也经常发生，这些灾害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虽然不如旱灾，但也给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众多负面影响，如暴雨引发山洪侵蚀土壤，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时，还冲毁道路、桥涵，促使河岸坍塌，蚕食农田等。

在农业生产技术手段没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宁南黄土丘陵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受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之重。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区域人均耕地、草场、森林、水等资源负荷过重，人口自身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再生产的速度，给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从而造成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贫困。

为了生存，当地群众在延续旧有的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基础上，不惜采取“有水快流”

，“竭泽而渔”

的手段，过垦、滥伐、过牧，其结果只能造成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更大破坏，降低植被覆盖率，加剧水土流失，频频诱发自然灾害，引起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在诸多限制性因素的制约下，贫困、人口剧增、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矛盾积重难返，并形成贫困、人口和环境之间互为因果的“PPE怪圈”

，制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宁南黄土丘陵区经历了长期的生态演进过程，近千年的基本演进趋势是趋向恶化，其原因既有自然方面的，也有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

到了近现代，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式开发更加速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又直接威胁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

脆弱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口经济的极度贫困落后便成为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宁南黄土丘陵区一直是农牧交错过渡区域，区域文化自然而然地具有农耕文化和牧业文化交错过渡的特征。

农牧交错过渡性的文化特点表现为畜牧业粗放的游牧形式，不利于草场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传统农耕方式则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势，粗放经营，广种薄收，过度开垦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交错过渡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的二元性，受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不断交替和消长，是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并深刻影响着现今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状况。

本区先秦时期为游牧民族占据，人烟稀少，生态环境基本处于自然状态。

自秦汉至元明，农耕和畜牧两种土地利用方式随着政局的变换而不断交迭。

汉朝时期农牧兼收，两晋至五代十国以牧马为主，唐朝亦重牧轻农，宋朝时期则推行军垦政策，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大规模的弃牧屯垦可追溯到元明时期。

元代这里成为政府移民屯垦的中心区域。

进入明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屯垦剧增，林草锐减。

据《明经世文编》卷63载，自洪武始，“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以尽地力，以实军需，以苏发困”

[1]。

屯垦推动了此地经济的发展，官府民间多有存粮，但此时也正是该地森林植被遭受大规模破坏的盛期，掠夺式人地关系自此形成。

进入清代，历史上汉牧民族的军事对抗已经结束，宁南山区由原来的“边塞”

变成了“内地”

。

随着南下西进的汉族人口不断移入，加之清政府的“降低赋税，摊丁入亩”

的政策引导，持续长久、规模更大的开荒种地在这一地区形成。

据《固原州志》估算，1616年，固原地区（含固原、海原、西吉、彭阳、泾源、隆德6县）有耕地68.94×104亩，但到了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耕地已达200×104亩[2]。

耕作业的发展和人头税的取消，使该地区人口增长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