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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人地关系（第3页）

到乾隆年间，川塬平地的耕作收益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政府再次鼓励垦荒。

清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告布“凡边省、内地，零星地上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本该地夷垦种，免其升科”

。

由此诱发了更大规模的开荒浪潮，耕殖由川塬平地推广到坡地，大批林地、草地被毁，植被由原来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丛为易替性农作物代替，生态日渐脆弱退化。

到清代中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已步入相当恶化的状态，23以上的森林、草原被拓垦，野生动物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据公元1805年清代《万里行程记》记载，当时六盘山已是“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

，掠夺式人地关系愈演愈烈。

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多次起义失败后，大量回民被清政府胁迫迁入宁南山区，强制开垦。

据史料记载，仅当时宁夏“金积堡就1.2万余人解赴固原城外，分拨荒地安插”

。

“关中回民被强行迁入山深林密的化平（今泾源县）等地后，为求生存，大量毁林开垦，伐木烧炭，六盘山深部森林也受到严重破坏”

。

1906年，固原知州王学伊在其《劝种树株示》中写道，“固郡自连遭兵灾以来，元气未复，官树砍伐罄尽，山则童山，野则旷野”

[3]。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日渐明显。

清末宁南山区水土流失已相当严重，许多沟塘被泥沙淤积堵截，滑坡、泥石流常有发生。

同时，干旱、暴雨、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土地生产力锐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人类掠夺式垦殖最终殃祸了自身。

这种互为报复式的人地关系一旦形成，将会长时期地使人与自然两败俱伤，元气难复[4]。

可见，历史上宁南黄土丘陵区在以农为主时，往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以牧为主的时期，则林草有所恢复，生态有所好转。

而战乱和大兴土木，往往会对本区的自然植被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以种草种树恢复植被，修复梯田保持水土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治理从未停止过，但终因原生态问题积重难返，加之人口压力过大，边治理、边破坏，甚至破坏大于治理，而生态环境的演替既缓慢，又难以逆转，互为报复式的人地关系没有改变。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态环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宁南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在继续并加剧，成为制约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总结沉痛历史教训后，以退耕还林还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重建，成为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受认识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退耕还林还草长期处在波动状态，退耕、复耕，边建设边破坏的现象交替出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生态重建发展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83年，这一阶段实施以植树造林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

1978年以前，生态重建以营造用材林和薪炭林为主。

1956年，在延安召开“西北五省区植树造林大会”

，拉开了西北植树造林的序幕。

196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对以六盘山林区为主体的林业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

1978年以后，进入了以营造商品林为主的时期。

1978年，国家实施“三北”

防护林建设工程，整个西北纳入这一浩大的工程范围。

固原市实行了“乔灌草，带片网，多林种，多树种相结合”

的绿色建设工程。

第二阶段为1983～1993年，这一阶段实施以林草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