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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家庭道德观的回归 克莱默夫妇（第2页）

为了争得孩子的抚养权，两人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最后还是对簿公堂，这才讲出了他们多年来没有“来得及”

沟通的很多事情。

这部影片拍摄于1979年，经过20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的洗礼，美国女性已经不再甘于只做终日带孩子的家庭主妇，并渴望得到自我的尊重，渴望沟通。

这也是妻子乔安娜出走的原因。

正如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

一样，她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觉醒的女性形象，并且都处于中产阶级，热爱自己的家庭，但是有一天她们发现，自己只是被“妻子”

和“母亲”

的责任感束缚了，幡然醒悟，毅然出走，并决心要冲出家庭的牢笼去做一个“独立女性”

。

乔安娜的出走就是一个当代“娜拉”

的写照，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丧失日益严重，乔安娜作为女性解放后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妇，愤然出走，向这个社会进行宣战。

影片使反映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夫妻问题得以展现，个人、事业、感情和家庭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看起来一切都好的表面背后是因为冷漠和丧失而即将产生的破裂。

乔安娜的宣战表明，女性并不是一个被圈置在家庭中的母亲或者妻子，而是一个个体，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并赢得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情感回馈。

于是在丈夫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她满心的委屈和压抑无处发泄，毅然选择了退席。

2.叙事煽情：父子情深感化女主人归家

影片用了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展示乔安娜出走之后、丈夫泰德与儿子比利的相处，从起初的争吵到后来的默契与不舍，这对父子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影片开头，泰德初出茅庐，不懂得怎样做早餐，弄过多的咖啡粉，煎煳了火上的食物，把厨房弄得一团糟，甚至对无辜的比利大发雷霆。

但在影片结尾乔安娜要带走比利的那个早上，父子两人配合默契地煎着面包，一语不发；然而从两人的神情中能明确地感受到情深义厚、万般不舍。

去看孩子的演出时，坐在妈妈群中的泰德像一个焦急的母亲提示着下面的台词，在孩子报幕之后长舒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个大项目一样轻松愉快。

泰德用父亲应有的勇敢果断来教孩子骑脚踏车，比利在父亲的鼓励之下，轻松学会，父亲心中则充满了喜悦感，拿起胸前的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此时镜头一直对着远望的父亲，从深邃的眼神中观众可以看得出父子情感的深化。

就连上学这段戏，父亲也是从一开始的杂乱无章，发展到后来边走边听孩子讲故事，在学校门口蹲下身子来给比利系鞋带。

在得到了一份工作时，父亲第一个带孩子去参观自己的新办公室，最期望得到的是孩子的认可，这时候一个成功的父亲形象已然摆在了我们面前。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通过与孩子的相处和自己的努力，已经将之前家庭中的“缺失”

角色重新找回，成了一个称职的好父亲，并且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

通过法庭上的交涉乔安娜也看到了泰德的付出和转变，泰德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也赢得了乔安娜的家庭回归，这也是导演对社会家庭伦理的一个正确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