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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犯人的社会结构特征（第4页）

小学校有高等小学校62所，初等小学校226所，其他小学校7所，幼稚园1所。

[43]还有针对平民的社会教育，1919年北平的社会教育机关有104处。

到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北平的社会教育设施有民众教育馆1处，图书馆和书报处16处，公私立民众学校102处，识字班70处，讲演所1处，民众茶社1处。

其中识字班是由教育局附属的各校开办，专门教授失学的成年人认识普通应用字。

[44]北平的识字班从1929年开办，共办有五期，每期有4个月，前后共272班，入学人数男3551名，女4384名。

毕业人数，男2630名，女3214名。

[45]

从北平市的教育规模上看，当时的北平各类高中低学校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作为历史文化的名城，很多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在北平居住，不仅如此，大量的学生选择来北平上学，求学成为吸引青年来北平的原因之一。

但是与此成对比的是北平市的市民受教育情况，市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多，文盲和半文盲者人数很多。

1930年北平政府对全市不识字的人口进行统计，其中不识字的男性人口占30.1%，不识字的女性人口数最多，占女性人口的53.9%。

[46]北平市的教育结构呈两极分化[47]，主要的原因在于教育费用使得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

传统科举教育的费用低下，自废除科举制后，近代新式教育反而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势，教育费用相当可观，一般家庭无法负担。

“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

[48]

根据1928—1937年北京市档案馆第一监狱入监人犯的统计[49]，共有1172人，其中俄人7人，男犯除俄人外有1037人，不详的有235人。

在已填受教育程度的802人中，433人不识字或未受教育，识字的人有369人，识字的在监人犯占已填受教育程度的人犯的百分比约为46.0%。

识字的在监人犯中，略识字的有270人，其余均受过1到12年的教育，其中学历最高者为大学学历，有2人。

女犯128人中，55人不详。

在已填受教育程度的73人中，不识字者72人，识字者1人。

与1930年全国不识字的人口进行对比发现，男性中犯罪者的不识字比例略高于1930年不识字男性人口的比例，而女性犯罪者中不识字的比例远高于1930年不识字女性人口的比例。

表1.141928—1937年北平第一监狱入狱男女犯受教育程度

表1.15法院别被告人人数及其犯时受教育程度表

近代以来，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女性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女性教育。

北平是民国时期女子教育最集中的城市，诞生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还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女子教育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教育主要限于中上层女性，下层女性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在她们中，能识字的很少。

据1936年北平第一监狱入监女犯教育程度的统计显示，女犯均未受过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及初等教育，127名女犯中仅有2人识字，占女犯人数的1.57%。

[50]1936年全国女犯受高等教育所占比重为0.07%，受过普通教育者为3.34%，识字者为24.39%，不识字者为72.18%。

[51]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北平女犯受教育程度低于同年全国女犯受教育程度。

民国时期虽提倡妇女教育，但是女性受教育的人数很少。

尤其是对下层妇女来讲，更不知教育所谓何事。

教育的缺失导致下层民众缺乏在社会上必要的谋生技能，这一点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家庭的重担同样落在妇女的身上。

她们同男子一样，也要担负维持家庭开支的责任。

这些下层妇女既未受过教育，也甚少有人识字。

只能选择对智识要求不高的职业，而即便是这种职业都是不易获得的。

五、犯人与下层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