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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犯人的社会结构特征（第6页）

的规定，这些宗室清贵还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和金银细软，然而在短短的几十年工夫，这些财产被挥霍殆尽，皇室贵族急剧衰败，甚至沦落到以捡破烂为生。

（2）军阀。

军阀是北平政治舞台的主角，还掌握有大量的财富。

（3）新兴知识分子。

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新式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和技能。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来源主要靠薪俸收入。

（4）工人阶级。

北平的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的数量不多，1929年北平共有工厂145间，工人7045人。

[56]还有一大批手工工人，以及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如商业、餐饮业、服装业的工人以及瓦木工匠、洋车夫等。

（5）贫民。

近代北平社会贫困化的趋势加剧，“憔悴之极者，而以北平尤甚。

承数代逸佚腐化流毒之余，重以军阀吸髓铁蹄躁踊之后，述复废为市，失业益多，穷黎委为沟堑者，触目惊心”

[57]，此外还有各级官僚，社会名流，大型工厂银行投资者、董事和高级职员，手工业者，摊贩，乞丐，娼妓，等等。

在上述阶级中符合上层定义的主要有军阀，高级官吏，社会名流，大型工厂银行投资者、董事和高级职员以及少数高级知识分子。

王笛认为所谓的下层民众可以是“无名者”

“任何人”

“一般人”

或者是“依附阶级”

。

[58]除去中上层的居民，其他都可以纳入到下层的范畴中，有小企业主和商人、在职店员、教师及一般政府职员、手工业者、小商贩、各行业的工人、摊贩、无业游民、乞丐、娼妓等。

关于社会结构与犯罪的关系，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斯卡皮蒂指出，“绝大多数罪犯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阶层”

。

[59]而蒂特尔、史密斯和维莱蒙茨则声称“长期以来人们假定的社会阶级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杜撰”

[60]，以他们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各种司法记录存在对穷人的过度呈现，他们的说法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

在社会阶级和犯罪之间的关系上，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都认同司法记录中社会阶级差异是存在的，在街头犯罪中穷人具有更高的犯罪概率。

学者对下层社会中的犯罪率较高的原因做了研究，贫穷、失业和居住过于拥挤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还有人认为下层社会犯罪率高的原因在于他们犯罪后更容易被发现、判刑和入狱，中上等阶级的人犯罪比较隐蔽，即使被发现，也往往能够逃脱。

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条件决定，穷人维持生存要更加艰难，仅仅凭借正常手段是不可能继续生存，只有选择犯罪一途。

民国时期的犯罪学家孙雄认为，“贫氏大都日惟衣食是务，且缺乏教育之费，故文盲比例，居最高度，而文盲之人，大都生产教育缺乏，法律常识不足，事理是非不明，理智不能抑制情感，四者皆为犯罪之最大原因”

[61]。

表1.16法院别被告人人数及其资产表

表1.17法院别被告人人数及其犯时生计表

在现存的近代北平的档案中，很难找到社会上层的犯罪记录。

与档案中全是下层的犯罪记录不同的是，报纸上偶尔会报道有关社会上层的犯罪记录，比如，当时闻名全国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

这些案件更多地显示不同政治团体政治博弈的结果。

报纸有时还报道现役军官或政府高层的案件，但是之后的相关报道已不见下文。

报纸的记载往往缺乏连续性，我们甚至很难判断报纸的记载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