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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上海崛起 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第2页）

不仅从北京、从内地看上海，无不怒火满腔，看出“阶级仇民族恨”

；上海人自己写上海看上海，从晚清的官场小说、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到近世的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亦无不是以暴露黑暗、揭露丑恶为能事，更不必说《子夜》《包身工》、三十年代进步电影等左翼文艺了。

被称为“东方巴黎”

“冒险家的乐园”

的上海，同时被描写为“妖冶的**”

或“鬼域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的标准术语是“资产阶级大染缸”

。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文学反映是“半真半假”

的，并有可能探讨其所隐含的复杂原因。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指出，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化的桥头堡通商口岸城市的诋毁，以及对“口岸华人”

的丑化，多少是出自民族主义感情的羞愤之情；而另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接受了半列宁主义的观点，把通商口岸看成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工程”

。

然而：

许多人已经忘记——或许根本不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

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

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塔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

[3]

白鲁恂想要澄清的事实之一，是通商口岸制度完全不同于殖民地制度，租界的最高行政权力虽由外国人掌握，但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大半还由中国人把握。

是中国人自己在通商口岸的环境中建设了“最成功的中国现代化社会”

，为大多数人提供了远比凋敝动**的内陆农村——它在文学、电影中被描写成与邪恶、**的上海对立的道德源泉和世外桃源——更为充裕、进步的生活。

在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更培养出了一种“独特有力的上海文化”

，它造就了“在现代社会感到自如但又了解中国传统的下一代”

，王安、贝聿铭、马友友等杰出人物便是代表。

图1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定路径，上海畸形地集骄傲和屈辱、繁荣和罪恶于一身，造成国人根深蒂固、难以排解的憎恶情结。

具有强大震撼力的现代大都市的崛起，可能是一种奇迹，却并非不可解的神话。

透过苦难的血污、激烈的民族感情和严厉的道德批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奇的社会文明。

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上海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命脉，商业化、商品化成为上海城市社会最基本的特性。

上海的经济在开埠后是由转口贸易、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构成并启动的，至19世纪90年代才有实质性的工业。

商业始终是上海最传统、最发达、最深入人心的行业。

据1935年的调查，上海公共租界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工业人口18.28%，商业占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占0.95%。

1946年对上海290万就业人口的统计，从事商业的人口多达57万，占19.76%；在商业中心的黄浦区和老闸区，从商人数比例高达45%和44%。

[4]被称为海派文化中心的四马路正是在这一商业繁华区。

上海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制度是租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