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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上海崛起 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第8页）

。

在新文化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在上海发生的令沈从文焦虑的情况是：尽管新文学在上海得到蓬勃的发展，上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中心，但擅长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仍然比张起严肃文学大旗的鲁迅、郁达夫拥有更多的读者，更不用说盛极一时的“新礼拜六派”

了。

可以说，上海的市民文化仍然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迅速发展，并不因五四而改变。

事实上，沈从文的愤怒确实是直指商业化的市民文化自身的，包括“庸俗小说、彩色封面、全张广告、闲话、电影明星、大会议、文学名流、请人写书评、美国流行音乐等”

。

[14]

今天，我们不会再把彩色封面、流行音乐视为大逆不道，或把市民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视为对五四新文化的反动，但却不难体会沈从文的忧心。

这种态势至少包藏着一种危险：严肃文化极易被商业化排挤、腐蚀，或为强势的市民文化所吸引改造。

现代社会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对峙，正是在上海格外尖锐触目而令人关注。

图2

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并非对上海文化没有影响，但这却是一种微妙的交互作用。

上海特定的文化生态和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是解释的角度之一和生活在大学和沙龙中“吃皇粮”

的京派学者教授不同，上海的文人大多是在文化市场中“讨生活”

，聚集在报刊、书店、出版社、剧团等周围，是卖文（艺）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想一想愤世嫉俗的上海“亭子间作家”

）。

他们没有北京学院派知识分子那样明显高于大众的经济地位，没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缺乏明显的阶层性和优越感——在文化人格上，这正是作为知识分子角色意识的精英意识。

在一体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中，他们实际上置身于市民社会之中，与市民生活浑然一体。

张爱玲坦率地道出了上海知识分子的这种大众取向——它孕育自文化商品市场，构成了独特的精神价值：

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

而是买杂志的大众。

不是拍大众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

；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

而且大众是抽象的。

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15]

类似地，《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邹韬奋直言：“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

“所谓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就越大。”

[16]因而，有别于《新青年》《新月》等以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杂志，《生活》将自己的对象放在广大市民：中学生、店员、识字的工人，等等。

其宗旨不在于从学理上探索、发展新思想，而在于用通晓明畅的语言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从而奠定了上海新闻、杂文写作与“鲁迅风”

并存的韬奋式“小言论”

的文路，流传至今，几乎成为上海文学的主流风格。

相当多的上海知识分子不避世俗，“能上能下”

，或者原本从商业性的消费文化、俗文化中脱胎而出（如叶圣陶、刘半农曾是鸳蝴派的写家；当代上海的著名画家程十发、应野平、陆俨少等，都曾画过连环画），与市民文化平滑地连接。

其重要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