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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上海崛起 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第9页）

，例如，《良友》画报、《生活》周刊之类，以及当今在全国晚报中首屈一指的《新民晚报》。

和北京文化雅俗分明地分为两层不同，上海的精英文化是在市民文化的土壤中发育的，五四和左翼文化运动是它助长的风和雨；而北京的精英文化则是从官员、士大夫的营垒中分离出来的，逐渐形成了独立于权力结构和市民的生存状态。

这也提示我们，与京派奠基学术、发展艺术、批判和整合社会的精英文化不同，海派文化就总体价值和旨趣而言具有市民文化属性。

上海知识分子文化的大众取向既是文化商品市场造就的，又得到了左翼文化理论的推动。

比较而言，更为重视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对现实的改造（例如，1937年在“孤岛”

之中推行新式拉丁化文化的热忱）；重视社会宣传、传播和群众的接受心理；重视利用和发展新的文化媒体和样式，例如，新电影、新话剧、新木刻，等等。

由于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两端之间，有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那么上海知识分子对海派文化的一大贡献，是发展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大众文化，它已成为海派文化本身的特性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上海进步电影、文学、美术、戏剧、《生活周刊》，等等，既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而其中的上乘之作，则是精英文化的精品，在文化史中占有不朽的地位。

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造就了海派文化的特殊面貌和矛盾的品性。

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容纳百川，开风气之先的海量和气派，是海派最鲜明的特征，是现代工商业国际都会的中心地位，以及商业化的文化市场和自由竞争所铸就的。

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永远是文化繁荣的基本前提和主要标志，但却并非文化自身发展的至善之境。

市场竞争永远不能代替文化的批判和选择。

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无所不包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庞大芜杂、鱼龙混杂相对应。

五光十色固不失为一种特色，却缺乏文化积累的方向性或文化整合的凝聚性，以及在商业社会中文化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借以保持其尊严的自律性。

但是，我们也许应当视当时的上海文化为一种历史的片段，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它尚未凝聚、提升，形成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主导力量，便被中断了。

这种未及成熟有待深入的状态于是也成为一种特色，一种传统。

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听到这种说法：海派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当然，这句话由上海人自己说出时，不只是自我调侃，也是自我恭维。

新奇变异，趋赶时尚，通俗娱乐，是海派文化的另一大特征，没有比创新求变的变异性的形成，更能说明都市生活方式对文化趣味的塑造。

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尤其是快速的交通工具给城市人带来了心理和视觉的新景观、新感受；新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模式（如报载连载小说、电影）变更了文化生产的方式、速度和观众审美的要求；而用不断变更的新颖产品刺激消费者购买欲的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用同样的方法制造着文化产品和文化大众，导致文化出产与消费商品同构的即时性、短暂性。

这一切的沉淀内化，便是上海市民求新求变的共同趣味。

短平快的文化生产固然可以满足市民大众的消费需求，它的商品性、功利性、短暂性与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超拔性和积累性，以及审美的恒久性本质上却是不相容的。

同样，通俗化、大众化意味着文艺向大众的普及和靠拢，然而，精神文化就其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陶冶作用，必须保持“审美的距离”

。

当商品规律压倒文化的内在规律，消费大众彻底成为艺术家的上帝时，神圣和崇高便不得不让位于世俗。

审美的距离一旦消失，剩下的便是即时性的感官享受。

通俗距庸俗乃至恶俗，实只有一步之遥。

于是便有招摇撞骗、噱头刺激、声色犬马、肉麻当有趣的种种“恶性海派”

，娼妓流氓气和小市民趣味。

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外地人的话语系统中，“海派”

指的就是“恶性海派”

；这二者的区分，则大抵是由上海人自己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