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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2页）

许烺光称京城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正像好莱坞之对于满怀明星梦的美国人：“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十分相似的情境在中国的京都还存在着。

那里，数以千计的官迷，年轻的，年老的，聚集在饭馆和省、乡的会馆里等待着长久渴望的与某位要人的会面或信使的到来”

，“一旦机会来临，就意味着名利会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

[17]进京会试的学生和钻营官场的外籍人，聚居在城南正阳、宣武、崇文三门商业繁华区的会馆。

会馆的规模“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

。

至民国初年，北京的会馆共为402所。

说北京是围绕政治权力轴心而组织运转的、是个官气弥漫的大官场并不过分。

森严的等级制度、礼制规矩，使严格的社会分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大特征。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从清初起，满汉分居于内、外城。

按清制，居住内城的旗人不准开戏院，不准开旅店，不准从事工农业生产，不准经营商贾，更无迁移之自由。

在兵民合一的体制下，旗人只以吃粮当兵为天职。

居住外城的汉宫汉民则不得在内城留宿过夜。

当时的城市，更像是个军事基地，一个大营房。

社会不同阶层生活的隔离和分离，不仅表现在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城市构造，以朝廷和官员为中心，“东富西贵，南贫北贱”

的居住格局，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官员、士大夫阶层与市井社会泾渭分明，生活在各自的空间。

例如，平民的天然游乐场是天桥和什刹海，富贵人家则在家中听堂会。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朝是禁止官员和八旗子弟进戏园的。

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统计，北京内外城70.5万人口中，不事生产、专食俸禄的八旗人口23.68万；全市27万就业人口中，官员、士绅、书吏、差役、兵勇等共4.2万（其中内外城官员共8120人）。

则八旗和士绅官员共约28万，占总人口的40%。

[18]庞大的消费阶层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刺激促进了北京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

围绕宫廷、王府奢华的生活方式和官员、士大夫的人情酬酢，消遣娱乐，则发展了北京的建筑、园林工艺，景泰蓝、玉器、雕漆、玻璃、镌刻、珐琅、石刻等工艺，直至暖房种植技术、金鱼养殖技术，等等，更不必说戏曲、字画、书肆等文化行业的发达。

而王官文化也自上而下地扩散渗透。

店号多有朝政要人的题匾；最初作为御膳的烤鸭流出了宫廷；向来作为宫廷“御药房”

的同仁堂，大比之年给每一位进京应试的举人送一帖“平安药”

；内联升鞋店的经营绝招是备有《履中备载》，详录京城王公贵族的穿鞋尺寸、爱好式样，以供巴结官员送礼之用；名肴有“一品豆腐”

“一掌河山”

（熊掌）、“状元饺”

等；地名则有兵马司、刑部街、霞公府、王大人胡同、马大人胡同，等等。

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同阶层之间的隔离封闭虽然破除，但由于社会生活严格地分为上下两层所致的大雅大俗的文化特征，仍明显地留传下来。

这就是京城巍峨壮丽的宫阙城楼与黯淡低矮的民居、富丽整肃的帝王气与自然天成的野趣、宫廷菜官府菜与炸酱面、硬面饽饽之类大众饮食的尖锐对比。

没有比在北京更令人明白地辨别出“大王之风”

和“庶民之风”

，“宫廷风味”

和“庶民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