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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免疫02（第4页）

[136]参见余宗发：《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钩摭》，132～133、20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转引自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载《“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册，403页，1999-06。

[13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12《平帝纪》，3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8]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6～87页。

[139]参见梁其姿：《宋元明时期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载《中国历史评论》，第1卷，17～18页；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191页。

[140]清初满族对天花病人的隔离是极少的例外。

有关的情况参见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见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155～157页。

[141]既然已从理论上阐明瘟疫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那么隔离的主张也就自然而然地为人所接受了。

比如，陈道耕说：“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为妙！”

（陈道耕：《疫痧草》，卷上，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28页）

[142]乾隆《吴江县志》，卷37《人物·别录》，第4册，1110～1111页。

[143]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第2册，692页。

[144]参见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义举附》，第2册，700～701页。

[145]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义产》，第2册，445页。

[146]余治：《得一录》，卷2，59a页。

[147]光绪《月浦志》，卷2，《营建志·公所》，第4本，350页。

[148]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0《卫生》，第2册，611～612页。

[149]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第1本，239～240页。

[150]这一比较承梁其姿先生来信指教，谨致谢忱。

[151]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198～199页。

[152]参见俞正燮：《癸巳存稿》，卷9，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8页。

[153]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9页。

[154]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47～48页。

[155]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9～90页。

[156]除了人痘术外，中国在3世纪时就出现了类似狂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的接种的思想和实践。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01～105页；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载《微生物学报》，1978（1），3页。

不过这两种所谓的接种法可能因为实际效果不彰，在此后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发展，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影响也微乎其微。

[157]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13～116页。

不过在医史学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种痘11世纪就已出现，比如马伯英说：“看来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种人痘法实行，比较可信。”

不过其所根据的只是范已经注意到的两则清代的文献，殊难有说服力。

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810～811页。

[158]吴谦等：《医宗金鉴》，卷60，第3分册，总第1543～154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

[159]参见朱奕梁：《种痘心法·审时熟苗》，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21页。

[160]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29页。

[161]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89～291、293～297页。

[162]以上内容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06～153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见《国史释论》，240～246、249～252页；廖育群：《岐黄医道》，225～23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809～827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见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155～157页；杨家茂：《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载《微生物学报》，1978（1）。

[163]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13～114页。

[164]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见《国史释论》，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