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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第2页）

如杭州“各学堂学生以工商社会皆有会馆公所，以为集合团体之地，惟士社会散漫无纪”

，因而创设全浙学生会馆。

[3]其二，由不同群体分化出来的趋新分子希望按照新的组织形式相互联系聚合，以增强自身能量，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社团组织作为新的社会联系纽带，逐渐取代已经部分断裂破碎的血缘、地缘等旧式纽带。

与此相应，新式社团的产生，直接受两种社会趋势的推动，一是开明士绅与青年学生的结合，二是都市与城镇趋新势力的凝聚。

两种趋势往往交错互渗。

近代中国新知识群的形成，最初明显受西学东渐的影响。

与此关系最密切的，一是由士绅集团中分离出来从事文教新闻事业的开明人士，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包括国人自办与教会学堂）及留学运动培养的青年学生。

中国的士林历来有所谓异端，只是在西学到来之前，他们的言行得不到印证与支撑，仅表现为个别现象，难以形成气候。

随着西学的传播，这些对既有制度深怀不满的离异者开始探求新的路径，富强的西方成为他们学习仿效的楷模，以及印证自身行为合理合法化的依据，这一最抽象的共识构成其群体意识的基核。

戊戌之际，先进人士利用传统绅权在皇权与民权间的协调制约关系，鼓动士绅起而要求变法。

庚子以后，学生群体逐渐扩大，政治独立性日益增强，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既扩大了前者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也增强了后者的趋向性。

由于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之间存在社会发展的梯次差距，在新学以及趋新事业的发展方面，形成以上海为轴心，以各大都市为枢纽的辐射网。

这种格局对于社团组建具有明显的制约影响作用。

新式社团的成员主要是开明士绅和青年学生，除各自单独组成的团体，如学生会、教育会外，多数社团由双方联合共建。

开明士绅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是精神领袖和财政支柱，而青年学生则是行动队。

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呈现三种形式，一是学生已形成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开展了社会活动，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然后与开明进步人士对等结合。

拒俄运动中，福州东文学堂学生“得海外社会来函，愤激时事，相与设演说、体育等会，复集内地同志数十人”

[4]，联合社会进步人士的几个小团体，共同组成海滨公会。

[5]此后，福州学界与各界开明人士的团体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多次联合集会，建立协调机构，统一部署行动。

[6]上海中国教育会与南洋公学退学生的结合更为典型，爱国学社社员大都加入了中国教育会。

二是开明士绅以兴办教育来聚集和培养青年学生，并在其社团内附设学生组织，形成领导从属关系。

如吴江县同里镇教育研究支部附设青年会，专收10－16岁的学生，“以开发青年智识，养成独立之精神及发表其爱国心为主”

，“敩群讲学，其庶几廓清学究之余毒，以为二十世纪之新人物”

，借以改变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旧式教育下“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

[7]的恶性循环。

三是学生以个人名义加入进步人士组织的各种新式社团，这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

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间新知识群的结合，具有双向互动作用。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性较大，士绅的相当部分来往于城乡社会，除致仕做官外，不少人兼营商业、办学教书或是入幕为吏。

他们既是城市的要角，又是乡间的名流。

20世纪初，由于基层社会开通之士较少，虽有除旧布新的愿望，而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与顽固势力抗衡对垒，不得不求助于聚居大都市的本籍人士。

而后者有志于输入文明进化风气，也主动扶助家乡的革新事业。

许多成立于上海及各省垣的团体，都有总部分会的计划，准备向内地府县乃至乡镇大幅度扩展。

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城乡趋新势力的结合，使分散的社会力量逐渐凝聚为统一的整体。

这一排列组合的变化，大大增强了趋新势力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