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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第3页）

绍兴教育会的筹建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结合。

“初府中人士之有志者冀于府中建设公众学堂，以不集众力不足以成事，乃于府中组织一会，筹办其事。

今春之交，议有端绪矣，然力之不厚，非所以终其事，且非所以振动全郡也。

以沪上为人士荟萃之区，乃公举何君豫材至沪议此事，由蔡君鹤庼邀集同人设会于徐园。”

“乃众议速设绍府教育会于沪上。”

[8]绍籍旅沪人士经元善、杜亚泉等50余人参与其事。

蔡元培在演说中表示：“吾辈责任，莫大于高绍兴人之人格而使无为世界上了无关系之人。”

“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

且上海者，欧化输入之第一步，无论士商□必多见闻，工比例，视内地各省为开通者也。”

[9]

蒋维乔的经历则从个人角度反映了同一趋向。

他在常州时，即联合同人，组织修学社，又开办体育传习所、藏书阁，大开演说会。

加入中国教育会后，到上海爱国学社任教，并与严练如、谢仁冰等进入乐歌讲习会学习。

暑假来临之际，“会中诸同志各抒其意见，谋所以不负此暑假者，有欲归而兴学堂，有欲归而兴演说。”

蒋与严、谢等商议，回里开办音乐研究会、体育会、演说会。

[10]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放假归来的学生志士也举办音乐会、体育会，高唱爱国歌曲，提倡尚武精神。

[11]先此，屠敬山等人曾在常州举办过演说会，因善于演讲者少，未能打开局面。

后经假期回乡诸志士的带领指导，有了很大起色。

“诸志士各赴学堂后，其居留里中办教育者仍于每星期开会演说，照常体操。”

[12]一些地方社团的组建，就是因为外出就学求知者增多。

如南翔镇“夙称繁盛，比年学风大开，负笈四方者渐多”

。

据统计，“出外求学者不下三四十人，近乡一带，罕有伦比”

[13]。

新人多了，便产生结社需求，“同志因组织一会，借以养成公德，交换新知，爰名之曰南翔学会”

[14]。

在城乡趋新势力合流的推动下，不仅上海等大都市同时活跃着多种新式社团，一些中小城镇也出现若干团体并存的景象。

常熟到1903年先后设立过开智会、教育会支部、明理会、体育会、通学会、师范讲习会，以及体操会、音乐会等。

[15]松江有幼童会、书报会各二处，体操会三处，还有化学研究会、音乐讲习会、师范讲习会等。

[16]温州瑞安有体育会六七处，另有学生会、演说会。

[17]广东西洋堡则有教育会、学会、演说会、阅报会、女学会。

[18]这样，以组织形式为沟通渠道和依托，地方上分散的进步开明人士聚合起来，构成都市趋新势力延伸的支点，以及文明进化风气的收放枢纽，从而使新兴势力的能动力不仅作用于都市和上层社会，更对广大基层社会发生持续冲击和影响。

由变化着的基层社会内部产生出自下而上的变革驱动，改变了革新事业自上而下单向运行的被动局面。

组织聚合所产生的能量扩增，对于那些趋新因素比较薄弱的社会群体效果更为明显。

当时中国女界尚处蒙昧状态之中，都市中具有新思想的人也为数不多，通过组织女学会，分布全城的女界新人得以聚集起来，开展活动，发表独立见解，引起社会对于女权初兴的关注。

1902年福州女学会成立，到会女士10余人，听讲者6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