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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大特征（第2页）

[2]矛头直指官府朝廷。

即使商学会，也敢于冒犯时忌。

有人在演讲中指出：“外国商人是能够独力不受政府的管束，政府要办事筹款，都要柔声下气地共商家商量，平时没事时候，还要尽力保护。”

而中国则战败赔款向商人搜刮，“委员私肥是一份，差役勒索又是一份，稍稍不如意，就说我们抗捐，小则缚赴公庭，大则拨兵剿洗，哈哈！

这也算是大清皇帝陛下的深仁厚泽了。

我们商人试扪扪心头，这种世界，你还不想合群独力，脱去许多专制，跳出十八重地狱。”

[3]不合法状态使这些小团体随时可能遭到破坏取缔，而冲突又进一步刺激了其成员与官府的对抗情绪。

使之在反对顽固官绅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对待朝廷官府的态度立场。

两类社团的差异，表明近代中国的士与绅，或投身文教事业的士绅与从事其他利权事业的士绅（或绅商）在发展趋向上有所不同。

以新知识界为主的社团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内部普遍实行民主原则与程序，具体表现为：第一，明确规定会员地位一律平等，享有承担同样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会员皆可干涉会内事务”

，“会长会员均平等相待”

[4]，“无厚薄高下之别”

[5]。

有的社团公开标明章程为“共和”

，“内界则期交换智识，发明新理，养成独立不羁之人格，外界则期互相联络，扩张群势，组织运动自由之团体”

[6]。

第二，职员由会员以无记名、记名和举手等方式选举产生，多数取决，任期较短，一般为半年至一年，有的还规定连任次数。

规模较小的组织多为直接选举，成员较多者，则实行间接选举，即由会员选举职员，由职员推举职员长以及决定内部分工。

第三，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组织机构，设有评议、干事、纠仪（监察）各部，相互监督制衡。

第四，一般会务由评议会公决，重大问题则须经全体会员大会讨论表决，职员负责执行贯彻决议，职员长的责任主要是协调而非领导。

第五，入会须由会员1－2人介绍，履行一定的手续，并制定了严格的自治规则，规定会员必须按照议会决议进行活动，“会员有个人之意见，只可提出于开会时会议，不得于未经议决之事有单独之动作”

。

还要缴纳会费，遵守规章，“如有不守会章或放弃责任或毁损全会名誉之事，曾经监察员规劝而不从者，即于评议会提出决议除名”

[7]。

一些社团根据具体情况附有特殊规定，如女学会要求会员入学读书，不准缠足，婚嫁自主等。

[8]

尽管这一时期的新式社团存在结构松散，维持周期短等缺陷，但与戊戌学会相比，则显得成熟定型。

通观戊戌各种学会章程，可见确属新式社团的雏形。

多数学会仅规定宗旨、应办事业及若干特殊规则，如戒鸦片烟会禁食烟，不缠足会禁娶缠足女子等，而未提及组织原则、形式与机构设置、一般性纪律等，近乎志同道合者自愿组合的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