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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大特征（第3页）

有的明文规定“本会尚平等之义，不立会长”

，只是公举1人管理“人物谱，功课册”

[9]。

有的则为以文会友的翻版，如京师西学会每星期聚会一次，交流读书心得，以“四小时为率，菜无过四簋，酒无过三行”

[10]。

未能体现组织纽带的功能作用。

部分学会虽对组织形式有所规定，但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或仿效西方社团而不得要领，如有的以泰西教会、红十字会为楷模，[11]不了解宗教慈善组织与社会政治结社的区别，或继承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名称，办事处取名公、所、厅，职员定名为总理、协理、分理、董事、司事、提调、坐办、会办等。

除个别团体外，戊戌学会均未贯彻分权制衡的民主制组织原则，多数是由会员公举一二人负责日常事务，而没有常设机构。

只有保国会组织比较完善，设有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董事等，由常议员公议决策，总理负责实行，董事办理日常会务。

[12]至于1905年以后的绅商社团，虽然表面规定符合近代结社原则，实际运作仍是个人实力取决，而且官府干预力较大。

各种政派团体也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偏向。

因此，这一时期的新式社团比较直接地体现了新知识界的民主追求在组织尝试方面的成败得失。

[1]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149～15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71。

另外参见萧公权：“萧公权，Rurala：Imperialtheury，p.242；EdwardJ.M.Roads，a’sRepubliRevolution：theCaseofKwang，1895-1913，p.24.”

。

[2]《孙君子殖来函》，载《苏报》，1903-07-07。

[3]沪南商学会会员演述：《经商要言》，载《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04-16。

[4]《两浙女学会简章》，载《警钟日报》，1904-08-25。

[5]《中国教育会章程》，载《选报》，第21期，1902-07-05。

[6]《常州开智会共和宪章》，载《苏报》，1903-04-15。

[7]《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改章程草稿》，载《苏报》，1903-05-15。

[8]《两浙女学会简章》，载《警钟日报》，1904-08-25。

[9]《法律学会章程》，载《湘学报》，第38册，1898-05-30。

[10]《京师开西学会缘起》，载《知新报》，第45册，1898-03-03。

[11]《衡州任学会章程》，载《知新报》，第56册，1898-06-19。

[12]康有为：《保国会章程》，载《国闻报》，1898-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