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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11页）

在浙江留学生孙江东的记忆中，绍兴曾有收航船捐以充学堂经费的计划，就是“某绅创议”

的。

孙江东：《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16～17页。

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16]程德全：《到苏接篆后上亲贵及政府书》（1910年），见《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7页。

[17]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711～712页。

[18]端方、戴鸿慈：《考查学务择要上陈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802页。

[19]《督宪（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创办经征酌保出力各员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6期，“章疏”

页1a-2a。

[20]按赵尔巽创设的经征局，把原来由民间包收的契税和杂税改为由官经收，也是一种曲线的国进民退（经征局代表着自上而下的官力，针对着原来借助民力的官绅合作）。

其奏准官办的经征局，在一些地方恰取代了官绅合作的三费局。

到民国初年，由于“正绅”

的退隐，“不肖之团保与无专门学识才能之书吏，乃得缵承绪统，为国家地方之主人翁”

。

王用予：《市村制度论》（续一），载《尚志》2卷4号（1918年4月），6页（文页）。

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21]不署名：《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录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南方报》），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1月），217页。

[22]清末最后两三年文牍中的“公费”

，往往是政府办公费的省称；而其所办之“公”

，便是一个与民间公产公会不同的“公”

。

但我必须说明，这只是概括一个象征性的转变。

在时人的文献和言说中，“公”

仍未清楚地界定，其究竟指代“官”

或“民”

，常依上下文而定。

[23]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1908年），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725页。

按怎样界定和认知“自治”

，不仅时人颇不一致，今人和昔人也大不相同。

昔年进入操作层面的自治，更多是与“官治”

对应的，既与此前严复等人所论的自治不甚同，更与今人从三权分立视角所观者大异，详另文。

[24]戴鸿慈、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76～378页。

这一自治定义的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二人也说，“自治制度苟发达，虽不行宪法，而国本已可不摇”

。

则如果确认此前中国地方已经自治，就连是否需要立宪，也不那么急迫了。

[25]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见《端忠敏公奏稿》，700、714页。

[26]端方、陈启泰：《为设局筹办江南地方自治折》（1908年2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1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