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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10页）

，更多是一种“客观”

的后果。

同时，对当年许多趋新读书人而言，“国进”

是积极正面的好事；且“国进”

之后，以国家的力量重新澄清天下、再造社会，也是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

不过，这些因素的互动，实际造成了上述的困境，即国家机器的扩张与民间的失序成为大致同步的伴生现象。

而“国进”

与“民退”

的合力，使民间或不作为，即使作为也必待官方指引而后行（迄今亦然）。

民既从观念到行为全然被动，实难言自治之有无，社会亦渐呈有国无民之象。

随着公领域的全面溃退，“民间”

的涵义相应改变，国与民的关系也在转变中面临着调适。

[1]杜亚泉：《减政主义》，载《东方杂志》8卷1号（1911年3月），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胡思敬：《请免江西加征并缓办地方自治折》，见《退庐全集·退庐疏稿》，918～919页。

[3]孟森（心史）：《论自治与官款》，载《申报》1908年9月8日，1张3版。

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4]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新25卷4期（1995年12月，实印于1997年4月）。

[5]夏曾佑：《论浙江农工商矿局绅士之历史》（1905年7月），见《夏曾佑集》，360页。

[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8年5月14日，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学者基于欧洲社会的公共领域论述，自有其章法，本文无意与其进行具体对比。

这方面一些新的讨论，可参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现代社会想象》、李丁赞：《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均收入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33～10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沟口雄三曾说，太平天国之后，“乡绅阶层已不再停留于官制论式的，换言之，即对‘封建’委婉、隐晦的要求，而开始逐渐实现相对于官方的民（实质上是绅）的自治”

。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其所关注的虽不同，却已提出相对于官方的“民”

实质是“绅”

的见解。

[9]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4～15页。

[10]蒋梦麟：《西潮》，129页，台北，“中华”

日报社，1960。

[11]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5页。

[12]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

[13]长舆：《论莱阳民变事》（1910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653页。

[14]参见StephenR.Ma，PoolitiLateImperiala:YuanShikaiinBeijingandTianjin，1901-1908，Berkeley，iversityofiaPress，1980，pp.137-179.

[15]《官激民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24期（1910年10月22号），“纪闻”

页5A。

州县官试图造成类似印象，显然并非直隶仅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