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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9页）

不仅上有天下士推动支持“国进”

的清议，代表“民间”

的士绅也开始分化（即程德全所说的绅与绅不洽），或半主动地接受“国进”

，或半自愿地退而独善其身。

在四川一些地方，官办的经征局取代官绅合作的三费局时，便曾得到趋新士绅的合作。

如在南充，原本“代表民意”

的机构是三费局，张澜等趋新士绅则成立了农会、商会、学会三个新公会，并组成三会公所。

为竞争“民意代表”

者的地位，三会乃联名申请裁撤三费局，将其并入官办的经征局。

这一动议得到官方的支持，取得了成功。

[37]

当然，近代国家与民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宽泛的领域，本文仅侧重“民间”

那能动活跃并具有代表性的层面。

尽管有前述新自治毁损了旧自治的吊诡效果，却不能否认新自治的努力也是想要“自治”

（在当时趋新官绅的心目中，恐怕还是唯一“正确”

的自治）。

另一方面，上文关于传统公领域的概述，基本是所谓“理想型”

的。

在现实社会中，贪官和劣绅从来存在，在特定的时空里，可能还较猖狂。

这样的官绅结合，很容易被定义为“官绅勾结”

。

而张澜等趋新士绅对“国进”

的利用与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新的官绅合作（尽管手段和目的都已不同）。

在既存公共会社受到打击的同时，各类新式社会团体也在创办，不少还得到官力的扶助（商会、农会等，开始本是奉旨遵办的）。

若把这些尝试和努力看作新型“公领域”

的创建，似亦不为过。

它们同样是以士绅为主导、由各种公共社团构成，并觊觎着既存的公产；[38]但也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不再以“道”

为依据，或其所依之“道”

已彻底更易。

正因双方这些同与异，新的公领域之创建，实际往往以取代既存公领域的方式进行。

[39]

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公领域的崩溃，不完全是由官绅合作到绅退民散的单线演化；[40]其间各种新旧力量的纠缠互斗，远更曲折复杂。

以昔日的语汇言，国进不一定表现为官进，至少州县官是有进有退——钱谷方面似以进为主，刑名方面则退更明显。

后一退却又是连带的，即官退带动着民退；而号称独立的新司法机构，仍是国进的一部分，故总体上仍以国进为主。

或可以说，“民退”

并非“国进”

的主观目的；“国进”

造成了“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