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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8页）

果然有了根本的转变。

江苏省咨议局通过的《筹定自治经费案》规定：

各厅州县原有之公款公产，应俟厅州县自治成立以后，由厅州县议事会按照各项公款公产之性质，分析其来源及用途之界限，定为厅州县所有之公款公产。

[29]

一转手，大部分民间的公款公产就变成官家的了。

[30]或许这就是“国进民退”

这一转变的实质意义：由于官方的有意作为，民间的公有资源被剥夺，相关的“义举”

式活动也就难以为继。

既存的“公领域”

或不存在，或性质与功能都大幅转变。

国家机器的扩张，客观上导致了士绅的淡出。

而士绅所代表的民间退出之后，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力量并未养成，社会随之溃散。

“民间”

既然不复能“自治”

，一切责任便都落在进取中的国家身上了。

[31]而从观念到体制以及操作上，承担责任的“国家”

和不复自治的百姓，其实都没有充分的预备。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层层的“国进”

之中，构成“民间”

的士绅、会社、公产等何以步步退缩、毫无抵抗力？且这还是在辛亥鼎革之前，所谓“普遍王权”

尚在，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自治体制，何以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化解了？[32]可知发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革命”

及其带来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以共和取代帝制为象征的近代全方位巨变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其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

辛亥前最基本的变化，就包括四民社会的解体和经典的消逝。

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再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随着“道”

的两个主要载体——经典和士人的双双退隐，终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

[33]

王国维稍后反思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

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

[34]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既然西方自有其“道”

，中国的“道”

也就从普适于人类社会的指导思想退缩为与他道竞存的一个区域成分。

[35]当时更能影响甚或代表舆论的那部分趋新读书人，多以为中学不足以救亡，应转向更能致富强的西学。

他们越来越疏离于天下的胸怀，转而站在一个竞存于世界的国家立场考虑问题。

[36]这些人并非不了解既存的民间自治，但不觉得将其毁坏有多可惜，最多视为建立新式“自治”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清季的“国进”

还有些犹疑徘徊，“民退”

则是一个从观念、体制到行为的全面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