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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3页）

为依据，此不能详论；后者是民间活力的真正体现——它既是民间的代表，又代民间表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多数人，往往是沉默不语的），的确可以说是隐具自治之规。

陈独秀便曾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与众不同”

，即“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

。

但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

。

在他看来，“这些各种联合”

，就是中国实行民治（即今日所谓民主）的历史基础。

[9]

蒋梦麟也说：“中国的人口，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

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

，由“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

。

他虽对“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了解较深”

表示不满，但仍指出，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

的社会，“好处在于使中国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

。

[10]

蒋氏所说的“小单位”

，大体即陈氏所说的“联合”

。

他们两位当年都是典型的尊西趋新人士，陈更以反传统著称；却都确认了中国社会的“自治”

，并从中看到了“民主”

。

尤其陈独秀眼光敏锐，看出了中国社会在世界范围中的独特，即其所谓“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

。

[11]后来史家吴天墀先生也把宋以降中国社会概括为“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

。

[12]两人表述不一，而所见略同。

这样的社会，又以陈独秀所说的人民“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

为特色，这正是蒋梦麟书中一再提及的“天高皇帝远”

。

很明显，“小单位”

也好，“联合”

也好，都具有既非官方也非私人的特性。

不过，这样的公领域在清季受到强烈的冲击。

新政期间，凡新增的正式征收，大体还是官方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