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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4页）

到举办“地方自治”

时，在“官不经手”

的基本准则下，实际经手的士绅就成了收费的表征。

1910年山东莱阳的民变，据说即因办自治而“地方绅士借口经费，肆意苛征。

履亩重税，过于正供；间架有税，人头有税，甚至牛马皆有常捐；悉索敝赋，民不聊生”

。

尽管“迹其乱变之所由来，固莫非官吏之制造而酿成之”

；但却导致“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

。

[13]

在新政的压力下，一些深知新政扰民的州县官，有时也故意卸过推怨于绅士。

例如，在袁世凯任总督期间，直隶曾以官绅合作办理新政著称。

[14]但稍后直隶按察史齐耀琳观察到，“大凡地方绅士因办地方自治各事禀准筹款方法”

，州县官在出示时，必“大书特书某绅创办某事并筹款方法”

，以“卸过推怨”

。

而“乡民无知，不识地方自治为立宪基础，惟知出钱为割心头之肉”

。

故“近来各处乡民滋闹，动辄波及地方绅士”

；每有暴动，首当其冲的往往是绅士。

结果，绅士因“多受毁辱”

，遂“视新政如畏途”

，不得不隐退自保。

[15]

在传统的官绅民关系中，绅是居间的重要环节，如今竟两面受敌，被迫淡出，则昔日的官绅合治模式已开始化解，乡间逐渐走向失序状态。

江苏巡抚程德全注意到：“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

今不但官与绅不洽，即民与绅亦不洽；且不但民与绅不洽，即绅与绅亦不洽。”

[16]基层的官、绅、民关系已经紊乱，而重建秩序的过程则相当漫长。

进而言之，此前代表民间的士绅既淡出（士绅本身处于分化之中，也有一些人更积极进取，详后），意味着官与民处于直接对立的态势。

至少从秦汉以来，即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之后，这是真正“前所未有”

的现象。

随着以绅为主导的公领域之退隐，“民间”

或许更加名副其实了，却也让“民”

的主体更直接感受到“国进”

的冲击。

端方等大臣当时已看到国与民的对峙——“若偏重于国家，则必减少人民之幸福；若偏重于人民，又必摇动国家之根本。”

故理想的方略，是“以国力而使人民得其安全发达，又以民力而使国家得其安全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