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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5页）

[17]国与民并重的主张看似两全其美，却建立在一个冷峻的现实之上，即人民的幸福和国家之根本已成为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

这若非一个新现象，至少也是一种新认知。

基于此，他们甚至可以明言：“凡国家与民人之交际，将有所夺，必有所予。”

[18]

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奏报经征局成绩时，便一则言其“上不费国帑之锱铢，下不加民间之毫末，巨款应时而集，公费无待他筹”

；再则言经征之办，“有利于国，有益于民，而独不便于侥幸致富之官吏，与夫包揽厘税之绅首”

。

[19]这些象征性的言说，最能体现时代的转变。

其间“国”

与“民”

的对接，正是排斥了原在基层合作的“官绅”

。

[20]

关键在于，若“民事举归官办，官有权而民无权，官取利而民攘利。

官与民遂显然划为公私两界：民除其家之私事而外，一切有公益于一乡一邑者，皆相率退而诿之于官；官以一人而兼理庶事，势必不及，而又不能公然责之于民”

；[21]原本活络互动的社会关联便中断了。

在不强调权力而更重责任的传统中国社会，那些“有公益于一乡一邑”

之事务，本是官绅合办的。

今日所谓国家的“公权力”

，昔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家与民间分享而“公有化”

（并非私有化）了的。

传统乡绅说到他们所负责的地方事务时，便常说是“公事”

。

以绅士为表征的中国式“公领域”

淡出后，官与民遂划为各顾各的“公私两界”

。

后一“公”

与前一“公”

大不相同，乃今日所谓“公权力”

或“公款”

之“公”

。

[22]国家既成了“公”

，绅与民所共有的“民间”

也单一化，逐渐衍化为与国家对立的“私”

。

新的地方自治与胡思敬眼中既存的自治有一个重要差别，即前者不再是地方绅民自发自为之事，而已转变成为“国家”

授权之事。